拍品名称：

朱敦儒 1145年作 与益谦郎中札 镜心

图录号：

0416

年代：

1145年作

艺术家：

朱敦儒

材质：

水墨纸本

作品分类：

尺寸：

34.5×46.2cm

起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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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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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

拍卖会名称：

北京保利拍卖202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仰之弥高—古代书画夜场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出版：郑重著《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第148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著录：1.张珩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书法—木雁传真第一编（1960年），第64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2.郑重著《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第110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3.张珩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1》，第33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题识：敦儒再拜，益谦提宫郎中亲友。暌索岁月如此，彼此患难之余，徒勤怀想。夏暑方盛，伏惟尊履万福。敦儒昨蒙误恩，今已到官。力小任重，增以愧惧。才到，尘劳纷集，应接不暇，神疲力勚，如沉浮波浪中，不知身之为谁也。拨冗作启，不展万一。昨晚次一到三衢。款晤有期，唯冀尽珍重理，不宣。敦儒再拜上。益谦提宫郎中亲友坐下。十四日。鉴藏印：谭敬、谭氏区斋书画之章、徐安、张珩私印、吴兴张氏图书之记、张文魁、张氏涵庐珍藏、五常鉴赏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说明：1.根据方爱龙教授的研究，受书人或为南迁后的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直学士范冲（字元长，1067-1141）之子范仲熊（字益谦），其时或在临安都中官授某部郎中。2.纽约佳士得《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LOT10，1996年9月。3.1996年9月，《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拍卖专场在纽约引发强烈关注。毕竟除了公家以外，私人收藏里能有19件宋人信札和20件元人诗牍的情况极为罕见，更何况这批宋元诗牍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露面。于是上海和北京两地博物馆对张氏涵庐的收藏都非常重视。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汪庆正、钟银兰、单国霖等专家，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徐邦达、刘九庵、杨新、王连起等都曾一起鉴定了这批书法，并大加赞赏。拍卖时，全球收藏中国古书画的机构与人士纷纷云集至此，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公司等国家文博单位也派代表到现场。这些稀世珍品，其中有一部分入藏各地博物馆，如石介《内谒帖》、富弼《儿子帖》、何栗《屏居帖》、吕嘉向《足疾帖》、左庐《高羲帖》入藏首都博物馆，朱熹《符舜功帖》和《宋拓二王帖》入藏上海博物馆，钱端礼《吴江帖》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有的为私人藏家所竞得，如曾巩《局事帖》、曾纡《过访帖》、张即之《论书帖》以及朱敦儒《与益谦郎中札》等。4.此作为张珩、谭敬、徐安、张文魁、张五常旧藏。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称此札原是明代王世贞收藏的《宋人尺牍》中的一页。5.张珩（1915-1963），古书画鉴定专家。字葱玉，别署希逸，湖州南浔。建国后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文化部组织以张珩为首的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地巡回鉴定书画近10万件之多，发现了一批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6.谭敬（1911-1991），字和庵，广东开平人。谭敬出生于豪富家庭，爱好文物书画，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与张大千、郑振铎等友好，因而精于文物鉴定，亦富于收藏。在美国有关书刊中，将谭敬列为中国现代收藏家鉴赏家之一。谭敬在港时亦曾被聘为香港文物协会顾问。1950年回上海，次年8月将珍藏战国时期齐国量器“陈纯釜”和“子禾子釜”等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将所藏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稿卷孤本捐献国家，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7.徐安（约1899-约1962），现代画家、收藏家。号懋斋。浙江吴兴人。金城女婿。工画花鸟走兽，好收藏，嗜古今各类印谱。后尽献其所藏印谱二百余部和古笺纸，并归上海博物馆。8.涵庐主人张文魁（1904-1967），字师良，斋名涵庐，松江川沙王港人（今上海浦东）。初为上海恒义升百货店学徒，后并入三友实业社、国华投资公司等，以经营百货致富，为海上商业巨子，同时兼任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等职。1948年赴港，旋往巴西定居。经营之余，酷嗜书画，与沪上书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偶尔参加张珩（葱玉）韫辉斋雅集，品评甲第，还陆续购得张氏韫辉斋藏宋元书画、尺牍不少。9.张五常（b.1935），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亦为重要收藏家，所藏书画甚富。朱敦儒书法及其《与益谦郎中札》简议文／方爱龙（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一赵宋崇尚“文物之治”，故两宋书法名家亦以儒行卿士最为大宗。南宋名士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晚号岩壑老人，河南府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其早年“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宋史》本传），时称“洛川先生”，又称“伊水老人”。钦宗靖康初，召授学官，辞归。高宗建炎二年，再召不就。绍兴三年（一一三三），特补迪功郎；五年，特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自此出仕，先后兼权兵部郎中、通判临安府、枢密行府谘议参军。十四年除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十六年罢职丐祠，为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九年致仕。二十五年起除鸿胪少卿，旋即依旧致仕。二十九年，卒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年七十九。事迹《宋史》卷445《文苑七》有传。著有《岩壑老人诗文》一卷、《猎较集》若干卷、《朱敦儒陈渊集》二十六卷，今均佚；存词集《樵歌》三卷。《全宋诗》（第25册）存录诗九首，《全宋文》（第161册）收录14篇（其中书札7帖，含残简；书画题跋5则，记文2篇）。朱敦儒《与益谦郎中札》（又名《暌索帖》《提宫帖》），因秘藏民间私家，向来隐晦不显。著录始见于现代古书画鉴藏家南浔张珩（字葱玉，1915-1963）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第一册（即《木雁传真》书法第一编，1960年），而后郑重《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涉记。据张珩记：“此帖今在《宋人尺牍》中……此亦弇州所集册中者，余得之沪上。” 弇州，即王世贞（1526-1590），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坛“后七子”之一，吴门著名书画鉴藏家。张珩20世纪前中叶，该札原件流落上海，先后归张珩、谭敬（和庵）、徐安（懋斋）、张文魁（涵庐）诸家递藏。此帖声名大著，初始于1996年9月纽约佳士得《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专场，包括本札在内的19件宋人书札和20件元人诗牍公开亮相著名拍场，引起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钟银兰、单国霖等书画鉴定专家的高度重视。最终，本札被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兼书画收藏家张五常竞得。公库未能得之，仍然珍藏民间。作为2023北京保利秋拍推出的重要拍品之一，且是目前仍未收归公库的唯一一件朱敦儒墨迹，必将引起新一轮的鉴藏效应和深入研究。二朱敦儒传世书迹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其传世墨迹仅有4种（含刻帖重见1种），又仅见于刻帖的书迹1种。具体如下：（1）行草书纸本墨迹《尘劳帖》（又名《别后帖》，见【附图1】），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无纪年，约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上所书。明末项元汴旧藏之物，清前期先后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14、吴升《大观录》卷7、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下等著录。入清内府，为《宋人法书》第三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并辑刻于《三希堂法帖》第17册。《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13册、《故宫法书新编·宋人墨迹集册》第5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元明尺牍名品选》第3册等有影印。（2）行书纸本墨迹《与益谦郎中札》，又名《暌索帖》或《提宫帖》，无纪年，约绍兴十五年（1145）盛夏所书。（详见下文）（3）小行楷书纸本墨迹《跋定武旧本兰亭》（见【附图2】），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九月十四日，应友人吴说（傅朋）之请，为吴氏所得旧拓佳本而作。在“独孤僧本”（俗称“火烧本”）《定武兰亭》后，故题跋墨迹原件现貌亦已为残件。《海を渡つた中国の書》《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特集（上）·墨迹卷》等有彩色影印。此跋完整内容，见南宋俞松《兰亭续考》卷1，《全宋文》卷3503据而收录（据墨迹残本相较，“绍兴”“甲子”间衍一“中”字）。（4）行书纸本墨迹《跋米友仁潇湘图长卷》（见【附图3】），现藏上海博物馆。绍兴十五年乙丑（1145）“清明后两日”（四月七日）题书。味跋文意，似为自题家藏本。见于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卷2、汪珂玉《珊瑚网》卷28和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13等先后著录。全跋文字见《全宋文》卷3503据而收录。 （5）小楷刻帖拓本《挽太夫人挽诗一首》（见【附图4】）。庐陵曾氏旧藏，南宋曾宏父辑刻于《凤墅帖》前帖卷18“南渡名贤诗帖”中。无纪年，但据帖后曾氏跋记可知，诗书为挽曾宏父外曾祖母宋令人而作，时间当在南渡之初朱敦儒客寓庐陵（江西吉安）曾氏宅期间。宋拓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三除上述5种见传现世的书迹之外，另有见诸文献著录而今书迹未见的朱敦儒之书若干种，所见著录主要如下：（1）陆游《渭南文集》卷44《入蜀记》记载曾见朱敦儒隶书“揽辉亭”题榜一种：乾道六年七月九日过金陵游保宁寺揽辉亭，“寺僧言：亭榜本朱希真隶书。已为俗子易之。”可知朱敦儒善隶书。（2）朱熹《晦翁题跋》（丛书集成初编，影津逮秘书本）卷1有《跋朱希真所书乐毅报燕王书》一则：“余尝恨右军不写此书，而写夏侯之论。今观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笔，老人得无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将刻之石以贻永久，余知有志之士当复有废书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书。”汪季路，即汪逵，江西玉山人，汪应辰子。朱敦儒特赐进士的绍兴五年，汪应辰（圣锡）是该科进士第一名。据此可知，朱敦儒曾有小楷《乐毅报燕王书》一篇，南宋中期时归汪逵（字季路）所藏，淳熙九年壬寅（1182）十二月朱熹得从汪氏处观跋。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78《历代名人书跋九》据而著录为“跋朱希真所书《乐毅报燕王书》”一条。汪逵当年摹刻上石本未见传世。（3）朱熹《晦翁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本）卷3又有《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一则：“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季路得之，远以相视……因记其后而归之。季路能攻石，传刻以与好事者共之，即大幸……庆元丁巳十月庚辰，云台子私记。”云台子，朱熹晚年别号之一。据此可知，朱敦儒曾有小楷《道德经》二篇，亦汪逵家藏，庆元三年丁巳（1197）十月朱熹曾得汪氏远来出示作跋。《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78《历代名人书跋九》据《朱子文集》著录为“宋朱敦儒小楷《道德经》”一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字学典》卷79《法帖部·艺文二》著录为“跋朱希真所书《道德经》”一条。汪逵当年摹刻上石本亦未见传世。（4）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22著录“朱希真书简帖”一卷：“5帖，并行书。第一、第四帖各10行，第二帖九行，第三帖三行，第五帖四行。尾批三行。”《全宋文》卷3503据收，将之分录为6帖，依次订名为《书简帖》《音问帖》《幸会帖》《惠书帖》《将爱帖》《承惠帖》。按，《全宋文》所订，未妥之处有二：一是，《书简帖》《幸会帖》二种未遵循撷取札中关键词的命名原则，尤其将“书简帖”这一岳珂原本定名5帖全卷的统称作为第一帖的帖名，当系整理校点者误解；二是将岳珂著录中提及的“尾批三行”（此三行或为第五帖“将爱帖”的尾批附言）剥离为单独一帖，亦不合理。（5）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卷5著录《跋兰亭帖》（绍兴十六年十一月七日）、《跋杨氏兰亭帖》（无纪年）。后一跋，朱敦儒为洛阳故交杨景范（旧藏主人）之妻、自家“丘嫂”李氏所得之本所作，此卷《兰亭》拓本另有北宋名家冯京（当世）、晁补之（无咎）二家题尾。《全宋文》据而收录。（6）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卷4上著录《题吴道子天龙八部图》。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重阳前一日”（九月八日），跋家藏本。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8亦有著录。《全宋文》据而收录。（7）清初顾復《平生壮观》卷3“简札杂书”一组著录《寄声札》。仅存录帖名4字。此外，又见元代徐硕《嘉禾金石志》卷17著录《天庆观增修圣祖殿记》，《全宋文》据而收录，是篇当为碑记，末署“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左朝请郎致仕维扬朱敦儒记”，未见书丹、篆额人姓氏，故未详是否出自朱敦儒撰并书。碑记当为楷书，期待碑记原石或拓本现世。再，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110《石刻文字八十六·西湖志碑碣·南山路》有“尹彦明等题名”一条：“在烟霞洞：‘雒阳尹彦明、赵伯奕、邢叔端、朱晞真……绍兴戊午十月四日同来。’篆书。摩崖。”绍兴戊午，即绍兴八年（1138）丁敬《武林金石记》卷五亦著录题名文字，并补记：“摩崖。纵一尺五寸，横一尺二寸。篆书五行，字径一寸六分。”阮元《两浙金石志》卷8著录为“宋烟霞洞题名”。但三家均未明确该摩崖篆书出自何人之手。按古人题名体例，朱敦儒（晞真）名列四友之末，其或为书者。若如此，则朱敦儒善篆书。综上所述，朱敦儒善书画，精鉴藏，其于书法诸体兼擅。目前所见朱敦儒书迹以见诸《凤墅帖》摹刻的小楷《挽太夫人挽诗一首》为最早。其小楷，以魏晋锺王为法则。其于法书名画多有题跋，尤其倾心于《兰亭序》，一如两宋文人士大夫。据朱敦儒传世题跋文字看，其早岁在中州期间就曾倾心书画；南渡以后，尤其是归老浙西嘉禾期间，复以展玩书画自娱。绍兴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在两浙东路提刑任上心生去意的朱敦儒有《跋兰亭帖》云：“乙夜展阅，时借得石本六，并予家摹二石参较，各有所长……时雨雪寒甚，书于会稽官舍和乐堂。希真六十六，已为请宫祠计，欲归老浙西。”不久，罢为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九年守本官第一次致仕。又，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重阳前一日，第二次致仕闲居的朱敦儒《题吴道子天龙八部图》云：“仆生于西都，游于秦、魏，见吴生真迹以数百，古顾（恺之）、陆（探微）、杨（子华）、郑（虔）不复见……渡江来，今观遗墨，真所谓忽若神明，顿还旧观。”四朱敦儒传世墨迹多集中于绍兴十四年至十六年间所书。而《与益谦郎中札》的出现，为这一时间界限内的朱敦儒书迹，提供了又一“显迹”力作。《与益谦郎中札》是一件朱敦儒真迹无疑。无纪年，札中仅“夏暑方盛”“昨蒙误恩，今已到官”“昨晚次一到三衢”“十四日”等句表明时间为某年盛暑（江南一般在农历六月）十四日。因此，首先可以通过对朱敦儒传世书迹的风格类型作一比较，作出推断。此札书风与《跋米友仁潇湘图长卷》（绍兴十五年四月）最为相近，有较为明显的取法米芾行书的笔法特征，与草书意味较多的《尘劳帖》稍见差异。但是，两札用纸又似乎相近。同时，可以发现《与益谦郎中札》在部分点画上又存在局部粗壮的用笔特征，这一点又与小行楷《跋定武旧本兰亭》（绍兴十四年九月）存在风格上的密切关联。因此，此札书于绍兴十五年前后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根据札中文句结合朱敦儒生平行历作一推论，亦可以进一步佐证此札的时间。“敦儒昨蒙误恩，今已到官”表明这是一次外任地方官的除授。绍兴十四年，朱敦儒从都官员外郎除任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宪治越州山阴，古称会稽，今浙江绍兴），次年六月到任，至绍兴十六年暮冬即罢职，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观。“昨晚次一到三衢”表明已在衢州（古称“三衢，今属浙江），宋时与越州、婺州等同为“两浙东路”的辖属七州之一，朱敦儒有任上巡察衢州之行，完全符合职权范围。因此，结合“昨蒙误恩，今已到官”，这一“盛暑”“十四日”，以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的可能性最为合情合理。再次，受书人“益谦郎中亲友”是考订本札的关键。按宋人亲朋好友间私札往来的礼数，断无直呼其名的可能，因此“益谦”者只能是某人的字而不可能是名。“郎中”在唐宋时为各部头司主官，次于侍郎。所以，本札受书人是一位官授（或曾授）某部郎中的朱敦儒好友。有论者提出为李益谦（李擢之子），李氏子名益谦，且辈分上小朱敦儒一辈，此于情理不合。有学者提出，受书人应为南迁后的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直学士范冲（字元长，1067-1141）之子范仲熊（字益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丙申”条：“范仲熊叙右承事郎。仲熊始坐明受中为郎，远谪。至是，刑部引赦，乞叙右通直郎与差遣。”坐明受中，即受到“明受之变”事件的牵连。建炎三年（1129）三月初五日，苗刘兵变，宋高宗退位，苗、刘立魏国公赵旉（高宗赵构之子）为傀儡皇帝，改元“明受”；四月初一日，高宗复位，初三日年号改回“建炎”。朱敦儒在绍兴三年特补迪功郎，五年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六年改左奉郎兼权兵部郎中。因此，朱、范二人不仅年龄相仿，而且在绍兴四年十月以后曾有同于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官的交会经历。综上所论，朱敦儒《与益谦郎中札》（《提宫帖》《暌索帖》）大概率书于绍兴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发信地点或在衢州，其时朱敦儒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巡察衢州。受书人或为好友范仲熊（字益谦），其时或在临安都中官授某部郎中。该札书法，被张珩审鉴为“较前帖（指朱敦儒《尘劳帖》）尤精”，又被今人视为朱敦儒传世书迹中“尺幅最大、字数最多、面貌最典型的一件”，对此，笔者甚为赞同。宋人书札传世不易，良可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