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傲霜 镜片 设色纸本

图录号：

0830

年代：

暂无

艺术家：

潘素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67×37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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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RMB：开通VIP查看价格

HK：104072
USD：13800 GBP：0 EUR：10120

拍卖公司：

广东崇正

拍卖会名称：

2018年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同气并香·张伯驹、潘素的朋友圈

拍卖时间：

2018年12月12日-13日

备注：

题识：一、疏星数点雁南回，可有白衣送酒来。不问西风凋万木，黄花晚节傲霜开。题潘素画菊，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三。钤印：伯驹长寿、丛碧八十后印、京兆二、潘素。钤印：潘素

声 明：

（张伯驹题）作者简介：潘素，原名白琴。字慧素，清状元宰相潘世思后人。张伯驹夫人，江苏苏州人，早年习花鸟，中年转攻山水。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山书画社副社长，北京工笔重彩画会艺术顾问，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潘素（1915—1992）字慧素，江苏苏州人。“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管赵风流之张伯驹与潘素文_路履之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直到20岁时与大她18岁的张伯驹相遇相爱并结为眷属。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历史。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潘素却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潘素所临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当年红学家周汝昌请潘素作《黄叶山村入画图》后写道：“潘素女史，张伯驹先生之夫人，画家，专工宋派山水，不但笔下功力深厚，尤擅大幅巨制，气势宏廓，而又富巨丽之景光，精致之法度，无一丝柔弱粗陋鄙俗气息。此在女流，尤称罕见。”张伯驹在娶潘之前已有三房妻妾，有媒妁之言的，也有自己娶回家的，然而张伯驹在认识潘素后，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他的心只系潘素一个人身上。张伯驹爱文物胜过爱女人，为了那些珍贵文物，他不惜倾家荡产。家人反对，称他是败家子，只有潘素理解他、支持他，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力量。买陆机《平复帖》，潘素变卖首饰替他凑钱；抗日时期遭汪精卫手下绑架，潘素到处借贷，借得四十万元赎他出来。这种精神的默契、志趣的相投是他们相亲相爱一生的基础。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书画名迹。曾收藏中国传世最古书法作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传世最古绘画作品、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此外，唐代李白的《上阳台贴》、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范仲淹的《道服赞》，元代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也是先生的藏品。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于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1956年，他们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8幅珍贵无比的书法作品，无偿捐给国家。此外，张伯驹同妻子潘素捐献给国家的还有宋四家之蔡襄的《自书诗册》、宋四家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代赵孟頫《千字文》、明唐寅《孟蜀官使图》、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张伯驹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当然，夫妇间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据张伯驹的挚友、帮他买了《游春图》的马宝山回忆：“那回张伯驹举着弹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我去了亲手把弹子从他手夺下来。张伯驹说：‘真是气死我了！’”这种吵架在章诒和的笔下却描绘得有些可爱：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两人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最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他们夫妇留下了许多潘画张题的合作佳品，堪称当代管赵，令人艳羡不已。张伯驹的书法师承甚广，包世臣，何绍基，龙门二十品，以及“二爨”，索靖，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等，林林总总，有几十家。最后融众家为一炉，自成一脉，字体甚为怪诞，古意极浓，前无古人，自称“鸟羽体”。个性鲜明，被身边的诸亲友戏称为“豆芽菜”。更绝的是他的对联，他书对联，从来是取赠与人的名中两个字为对联的首字。这样的嵌字联很是考人，他却视为一件乐事。一九八一年底，王森然的幼子王兵结婚，托张伯驹写幅对联。“王兵”二字颇难成句，若要不俗不媚，语句上口，出人意料，不落窠臼，委实不易。故人幼子相求，自然责无旁贷。张伯驹略一沉吟，展纸挥毫，写下这样两句：王佐器材高管晏兵书韬略法孙吴俨然有大将之风，令人大为赞叹。为其晚年的忘年交记者吕鹏作联为：吕端小事糊涂了鹏举孤忠气节全念出口来，竟是铮铮有声！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曾这样描述张伯驹：“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等到1978年平反恢复政策，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碌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剧、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张伯驹的一生充满了波澜，传奇和坎坷，充满了落拓与升腾的故事。最可贵的，是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都依然“我仍是我”。他没有给自己的家庭留下什么遗产，却给整个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留下了骄傲！张伯驹去世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各方呼吁下，连续开了几次会，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对张伯驹和潘素做出六条决议：一，表扬他们这种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精神，予以宣传。二，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增补潘素为全国政协委员。三，提请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大专）晋升潘素为美术教授，补发“文革”中的工资和经济损失两万元。四，提请有关部门妥善安排她的家庭生活，将住房问题解决，并予以修缮。五，出版《张伯驹潘素捐赠书画集》。六，为他们办一次画展。而这一切张伯驹生前都没能看到！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琅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捐给了国家。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笔银子，无偿捐献给国家，用传统的品评文人的标准来看，他是集牡丹之宝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于一身。张伯驹的一生，比捐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年代。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改于长安品闲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