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赵文睿
建筑如何承载记忆、创伤和救赎？建筑师和建筑理想怎样跨越地理、文化、族裔与阶级的界限？布雷迪·科贝特（Brady Corbet）执导的电影《粗野派》（The Brutalist）以建筑为切入点，重新演绎了二战后的移民经历和美国梦这一经典的主题。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讲述了集中营幸存者、犹太裔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托特（László Tóth）来到美国重建事业与人生的故事。因在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中饰演二战期间的犹太钢琴家而闻名的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ady）在本片中也以细腻的情感深度刻画了另一位艺术创作者的脆弱与执着。布罗迪凭此角再次荣获奥斯卡影帝的殊荣。影片中，在包豪斯学院开启建筑生涯并在欧洲已享盛誉的托特，在挤上跨大西洋的航船后便只是芸芸难民中的一员。船只驶入纽约港时，他与所有移民一样，冲上甲板仰望着自由女神像。和他们一样，托特以为这将是新生，迎来的却是更多的不确定与挫败。温饱不济和流离失所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美学理想前似乎不值一提。他在航行途中的一场纷争中受伤，不得不使用海洛因止痛，也就此染上难以戒除的毒瘾，只能不断以药物来抚平家庭和事业带来的伤痛。他在希望与绝望间不断挣扎，他此后的建筑作品也更是体现出对黑暗与光明、禁锢与释放的痴迷与沉思。
《粗野派》剧照
来到美国后，托特在他表兄位于费城的一家家具店的狭小后房里安顿下来。面对店内风格保守的深色木质家具，托特直言不讳地评价其“丑陋”。他由此为家具店设计了一款办公椅和办公桌，这也成为了他抵达美国后的首件作品。它们以光滑流畅的金属框架为主体，闪耀着仿佛与过去决裂的未来感。桌椅简洁的线条、通透与轻盈的架构，对工业材质的运用和对实用性的专注，都凸显了包豪斯标志性的美学风格。
《粗野派》中托特为范·布伦设计的书房
一次偶然的机会，托特代表家具店重新设计了实业家哈里森·范·布伦的私人书房。这位白手起家的富商起初对这种简约而实用的现代主义风格感到不解，并对托特的大胆改动勃然大怒。然而当书房获得外界的一致赞誉后，他在煤矿工地上找到了因被表兄赶走和解雇而流落至此的托特，并委托他设计一座宏伟的社区中心以纪念亡母。很难说范·布伦的委任是源于对托特才华的真正认可与欣赏，还是对自身虚荣心的满足。这番暧昧与矛盾也为后来剧情的发展埋下重要的伏笔。
《粗野派》中托特设计的桌椅
马塞尔·布劳耶设计的瓦西里椅（左）与西斯卡椅（右）
尽管托特是影片虚构的人物，他的生命轨迹却与匈牙利裔现代主义设计及建筑师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颇有相似之处。1937年，身为犹太人的布劳耶在纳粹势力于德国日益崛起之际移民美国，并深刻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建筑风貌。托特的桌椅设计似也是对布劳耶的致敬。布劳耶的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和西斯卡椅（Cesca Chair）被视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家具设计之一。
布劳耶也是粗野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建筑流派不仅是影片标题的来源，也是托特设计的社区中心所采用的风格。粗野主义的兴起与二战后的社会与经济背景密不可分。它象征着在废墟之上重建，同时彰显了工业化的复苏。建筑师们试图使用廉价且不加修饰的混凝土建造大型而实用的建筑。混凝土的可塑性令其能够实现其他材料难以达到的尺寸与体量感。粗野主义的建筑通常用于公共机构和基础设施，比如政府大楼、图书馆和学校，也在公共住宅的设计中尤为常见。该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947年与1952年间建造的马赛公寓便是其代表作。它旨在提供高密度的现代化居住空间以应对战后的住房短缺。马赛公寓不仅是住宅楼，更尝试打造一个完整的社群。它的内部设有幼儿园、运动场所和一系列公共设施。同样，在英国，巴比肯屋村项目既包括居住用房，还建有学校、诊所和演艺中心。这些建筑厚重、简洁且实用。通过新材料、新形式和新理念，粗野主义试图在战争的巨大苦难之后，重新定义社会空间和塑造连接社群的方式。
《粗野派》中托特设计的教堂穹顶
安藤忠雄，光之教堂，日本茨木市
托特为范·布伦设计的社区中心包含一座图书馆、剧场、体育馆，以及教堂——这也是整个项目的核心。犹太裔的托特希望将这个精神空间打造成超越特定宗教信仰的公共集聚和反思场所。日光透过混凝土墙上狭窄交叉的缝隙，在昏暗的空间内形成一道“光之十字”。托特以及背井离乡的移民们在多重世界的夹缝中求生。这微妙的光影好似他们的脆弱与韧劲，也仿佛蕴含着疗愈的神性。影片中的这一视觉元素亦借鉴了安藤忠雄光之教堂的设计。
《粗野派》剧照
巨型的混凝土块逐渐在山顶耸立。它既是一座乌托邦，又是纪念碑，冷峻地目睹着新移民们身不由己的现实。托特想通过建筑将过往的伤痛转化并遗忘，过去却始终难以过去。当妻子终于从欧洲来到美国与其团聚，他却看到她已难以站立、举步维艰，双腿不时被剧痛折磨。与他初来之时一样，她开启新生也并非易事。曾主攻外交报道的她，如今只能为女性杂志撰写关于口红的文章。二者虽是彼此最熟悉的人，却无法重新建立身体和情感上的联系。与妻子同来的侄女索菲亚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影片中却总是沉默不语。她仿佛不知如何开启和掌控关于自身的叙事，一时失语。
寄托了托特希望的社区中心项目也逐渐成为囚禁他的牢笼。范·布伦不断干预托特的设计与愿景，雇佣管理人员和另一位建筑师对其进行评估和改动。在那机械般复制商场和停车场，追求低成本高效运作的美国建筑师眼中，托特战前的资历和抽象的美学理念毫无意义。经费的限制也成为他建筑理想的屏障。一次火车出轨事故引发的商业危机使范·布伦备受资金压力。他随即不顾情面将托特扫地出门，项目就此戛然而止。
《粗野派》剧照
影片的标题亦可直译为“野蛮者”，也暗指着托特与范·布伦这二者的复杂关系。他们也许曾有惺惺相惜，却不失对彼此的互相利用。范·布伦在资金压力缓解后再次找到托特，想重启社区中心的项目，正如当年他在工地上将托特重新找回一样。他们随即前往意大利的采石场挑选大理石。然而，那里发生的一场意外让托特彻底心灰意冷，却仍无法摆脱范·布伦的资助与这个项目。他变得愈发暴躁、不可理喻，甚至差点因给妻子注射过量毒品而置她于生命危险之中。
《粗野派》中托特与其妻子埃尔兹贝特
意大利裔巴西建筑师丽娜·柏·巴蒂，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右）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影片最令观者质疑的方面之一，便是落入了将建筑师塑造成“孤独的男性天才”这一刻板印象的俗套。矛盾的是，托特想通过社区中心来重塑社群，但他创作的过程却是极度自私与孤立的。片中的女性往往是妥协者，是他的支持者，是沉默者。而最终，与许多我们听了千万遍的故事无异，他需要被女性照料与拯救。粗野派建筑或许给人强烈的男性化印象，但无论是包豪斯学院还是粗野主义运动都有女性的积极推动。意大利裔的巴西建筑师丽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即以粗野主义的视觉语言和对社会责任的坚定承诺，创造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建筑作品。去年，另一部以建筑师为主人公的电影，由法兰西斯·科波拉执导的《大都会》（Megalopolis）同样塑造了一名怀抱乌托邦理想、试图改变世界的极端自我的男性建筑师形象。他甚至向自己的伴侣坦诚自己的“残忍、自私、无情”。在艺术界与建筑界愈发审视女性在建筑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角色之际，好莱坞或许也该意识到，建筑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与创作，天才与英雄并不总是男性。
《粗野派》结尾呈现的首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现场、托特侄女索菲亚在典礼上讲话
影片的结尾跳转到数十年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对托特才华的姗姗来迟的认可。然而若如托特的侄女在颁奖典礼上所言，终点比旅程更有意义，那影片的前三个小时难道只是一场漫长而徒劳的挣扎？抑或历史的叙事终究是幸存者的自负。如果托特的建筑终未完成，若他的作品无法如他所愿抵御时间，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番人生？导演在此留白。
粗野主义或许是评价最两极分化的建筑风格之一。有人认为它粗鄙，有人认为它真实；有人认为它廉价，有人认为它民主；有人认为它笨重，有人认为它伟岸，更代表着坚持与承诺。这番两极间的徘徊正是电影《粗野派》试图向我们展现的历程。新旧世界之间，移民在异乡寻求身份认同；建筑师与赞助人之间，艺术理想与现实不断交锋与妥协。但也许，一座建筑的诞生并不如影片所描绘的那样，仅关乎一己的执念，而是植根于对群体的关怀，以及对世界不完美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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