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伟
作为绘画,无论是直率、单纯和强烈的主观特色,还是鲜明的思想和呼唤情感的视觉语言,以及极具张力和富有激情的创作方式,都与中国的“立象以尽意”、“神在形似之外”的“意象”审美意蕴则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观物取象”,将心象具化、物化成为图式艺象,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转换。中国先哲之自然观,表现在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感情,即视自然万物皆含德性,人与自然皆直接感通,且人当对自然有情,人在日常生活中亦重在顺自然而生活等。魏晋人曾谓“会心处不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既表现了移情于物。
山东人敦实淳朴的性格影响了画家史国强的绘画方式,在日益浮躁、盲从跟风的当下,画家本人始终恪守一份对传统的承袭。如今,越来越多人醉心于在画布上表达观念、图式。这种创作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无疑只会让艺术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挥之不去的是画面的制作感。而写生则在现场获取了充分的信息量,阳光、季节所带来的光色变化,风景、物象所引发的情感冲动,即使是细小微妙的因素也会令画面的意味和境界大为提升。客观景象经过画家心灵的禀赋建构了新的视觉结构,山水、植物、建筑都呈现出鲜活的姿态。因此,史国强对自然生态的写生是他画面里始终延续着的情愫。在幽深静谧的皖南、在残损斑驳的古镇、在纯朴憨实的大山,这种传统一直都在。他用色彩的魅力,冲破了形的拘束,表现出景物的意境。不是记录描摹,而是在自由的氛围中锁定最能承载自我情感的物象,将内心感受赋予其中,借此展现那瑰丽而不浮艳、飘逸而不浅显、奔放而不粗泛的审美意蕴和视觉效果。他把真切的视觉感受和心灵的悸动全部物化为艺术的形象,并在其中赋予了以意象的美感价值和写意的精神。在他的艺术创作旅途中,经历着“生”与“熟”的博弈,“师自然”到“心自然”的愉悦。因为这些作品融注了画家虔诚的艺术态度和专注的绘画热情,寄托了他遨游于自然与平凡生活之间的真挚情怀。
他画面的另外特质就是在追求不确定性和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形而上,作品所呈现出的写意性,是精神与物游的体验。人们会觉得他的笔触变化非常敏感微妙,而那些纯形式的形状不是浮在画面上的物质形式,它们凝聚着某种可以体味但是又难以言说的精神性,它可能来自于一种极端的个人经验,也是画家和画布以及颜料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对超验的理念的再现,也可能是对现实参照物的感悟再现。史国强显然游动于意向和写实之间。这就是他的不确定性。所以,画家那极端“形式化”的绘画其实没有形式,因为一幅画的形式,无论是几何的、写意的都是由特定的“此在”关系所决定,形式不是被概念所规定的,形而上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不确定性不是放任和无序,而是解脱和自由,是通向形而上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所以,不确定性构成了审美表现的无限性。可以计算的结构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机械的、有限的。只有不确定性才能向无限发展。不确定性可以把东方传统美学和当代后结构主义的成果进行整合。它将是中国的乃至21世纪新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可以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基本原理中看到雏形。中国传统艺术试图把理、识和形融和为一体,创造出来诗学和文人画的美学传统。这种传统不但需要个人审美经验的参与,更需要理、识和形的全面整合能力。它不是静止、机械的逻辑,是运动的、人性化的审美形态。
也许,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追求;生活的“无为”与恬静淡泊,成为现代生活的另一种追求情境。在一个物欲横流、繁华喧闹的社会中,以“无为”为乐的理想生活,似乎更能达到一种终极价值与目的。画家在自己内心所营造的情境世界中,自由地思考,自由地描绘,体味着人及其存在的意义。
当史国强走出画室,在自然中直面生活并与物象进行心灵对话的同时,业已完成了画家从写生对象到艺术语言的转换。
2009年6月9日于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