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机遇并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展望

(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苏州博物馆新馆)

(藏于国家博物馆内的子龙鼎)

“中国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总体情况而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局面。”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07年前夕的中国文化报社专题报告会上指出。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单霁翔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来到报社，在发言中，他以《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做了如上表示，并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讲解。 　　城市化进程和观念认识的递进 　　单霁翔认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遇到两大背景环境，或者是两大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问题。我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城市化率达到了30%，国际城市化研究和发达国家城市化实践都表明，城市化率进入30%至70%之间时应该是一个加速发展期。加速发展期表现为，城市化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或更多比率地增长。我国在进入新世纪的前6年，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国的这种变化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度将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什么？增长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当前城市化进度使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增长一个百分点则面临的是一千多万农民将涌进城市。 　　第二个背景是，国际和国内对文化遗产的逐渐重视和保护范围的扩大。2005年的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上用了“文化遗产”，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这个词。100年前，老百姓管它们叫“古玩”或“古董”或“古物”，随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以后，对这些古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进行了发掘才慢慢形成“有文化的物质的载体”的概念。在国际领域，“文化遗产”这个词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诞生了。特别是1972年，国际上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公约《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目前有180多个国家加入，是加入国家最多的一个国际公约组织之一。实际上这几十年来，国家也在不断地、渐进地推进从文物走向文化遗产的概念。2005年，国务院在《通知》题目上用“文化遗产”取代了“文物”，这个词的转换在单霁翔看来，“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前所未有的重视 　　单霁翔首先勾勒了一下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他说，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有一部《文物保护法》。最近几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又特别强调，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文物普查当中已经登记、注册的这些文物也受法律保护。 　　他认为，自1985年我国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产生了第一批世界遗产；1982年文物保护法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制度；一直到2002年又确定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村镇的制度这么一个过程，已经慢慢地把传统“文物”概念扩大成了“文化遗产”这个立体含义。目前就不可移动文物家底来说，大约有四十万处，但这只是1981年至1983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得到的数据。在2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在用当时的数字，应该说这个数字是很不准确的，已不足以体现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的家底。到目前为止，国家分批次公布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万余处。 　　目前，我国现有博物馆共2300多座，每年还在以100多座的数量增长。应该说这是我国博物馆建设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建国十周年前后。当时仅北京地区就出现了诸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农业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设施。据统计，当前国内博物馆的藏品共约两千多万件，全国每年举办9000多项展览，其中有几十项到国外展出。 　　来到国家文物局上任的这四年，单霁翔亲历了很多重大事件，感触颇多：比如《文物保护法》修订以后七个月，温家宝总理就签发了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条例，这种特事特办的速度让国务院法制办的同志也不禁感叹；比如国家文物局申请编制，一下就批准了两个司的10个人的编制，中央编制办的同志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国家机关公务员编制一次增加两位数的情况，说明了国家领导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极其重视；比如中办、国办下文严格控制设立任何节庆日，而文化部的报告送上去，专家的呼吁信寄上去以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给予了高度关注，使“文化遗产日”得以设立；再比如经费，据财政部介绍，国家财政没有什么经费是翻着翻地往上走，而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有时却以每年一倍多的比例上涨。有些同志说，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上涨太快，每当这时单霁翔就说，事实上，那是因为以前我们经费的基数太低。但总体看，国家对文化遗产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十二个问题突显前所未有的冲击 　　单霁翔认为，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有大量的事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规划和编制思路亟需改进。现在很多城市规划往往延续单一城市中心的布局。而“单一中心”造成的就是“摊大饼”式地发展。这样发展下去，无疑造成全面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以及一些社会犯罪问题。 　　建国以来，北京62.5平方公里的老城区面对城市的发展已经不堪重负，比如政府机关、科研院所、驻京机构、写字楼、大专院校、会展中心、文体设施等都挤在城中。最明显地感觉就是造成了绿地减少。单霁翔用幻灯照片实例展示了1987年和2001年用卫星遥感技术拍摄的北京城的情况。他说，不要小看北京老四合院，老四合院里都有一两棵大树，那么每一条街道就是一条林荫道。过去站在景山上看到是一片片树林，现在就明显减少，而且城市的热岛效应也逐年加剧。随后他又展示了自建国以来无锡、苏州、拉萨和广州的城市卫星图变化情况，情况都不容乐观。 　　第二个问题就是特色危机。城市建设手法趋同，抄袭盛行，造成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都希望改变自己城市的面貌，但往往不是采取深入挖掘自己文化特色的手段，而是追赶潮流，找国外所谓著名设计师，或采取国际招投标来建一些新、奇、怪、特的建筑。各个城市的负责人都找这些设计师难免就造成城市设计手法雷同，变得城市面貌千篇一律。 　　第三个问题，旧城改造的建设性破坏。历史城市的旧城区都是城市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文化保护的重点。但就在这些地方，又是房地产开发争夺的黄金地段，所以千方百计地在这种历史街区、历史城区来“创造财富”，开发商采取推平头的方式，推平了老房、老屋、老街道。在北京老城内，也还是出现了高层建筑。城市中心区因为有了历史文化保护区（1990年确定）虽然起到相当大的保护作用，但也不断被蚕食，周边出现了高楼。 　　单霁翔一直反对两个名词的使用：一个叫“危旧房改造”；一个叫“旧城改造”。他认为，危旧房改造的问题出在，“危”可以改造，“旧”为什么要改造呢？危旧不分就使我们大量还未到危房的建筑被拆掉；旧城改造问题出在定位上。对于旧城应是什么态度？旧城就是要改造吗？还是首先要保护或有机更新？谈到旧，人们记忆中的是“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观念，所以旧城就应该被拆。但是，拆了盖什么呢？就是盖些毫无特色的楼房。高层高密度虽然换来了一时的现代化，但跟住在四合院的老百姓相比很快就觉得处处不方便，出现采光、停车、等电梯排队等问题。关键是要改善四合院的市政条件，而不是一味拆除。 　　拉萨市就曾出现过在城市建设中影响文化遗产风貌的事情，引起了世界遗产中心的强烈关注，连续两年让我国派人到世界遗产大会去说明为什么盖这个建筑；沈阳故宫也曾出现了在故宫建筑群后面盖了大型商场的事情。当时沈阳故宫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商场被拆掉，环境恢复了原状，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申遗成功了；再比如，天津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施工方把该建筑周围的胡同、民房都拆掉，然后在前面修了一个广场，完全改变了其历史环境；还有一些伟人的故居，当地政府觉得应该加以环境改善，于是把原来的池塘改成喷水池，把原来的小路改成水泥路，把原来的邻居都迁走了，又把一些大树从山上移下来，这些地方小朋友看到后说，原来爷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大公园里面啊。类似的问题天天都在发生，而有些地方认为这是在保护，实际上造成了“保护性破坏”。 　　其实欧洲也出现过一些历史教训，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巴黎市中心就出现了一栋200多米的高楼。为此市民强烈反对，对政府提出抗议，巴黎市政府自此改正，不再在旧城中兴盖高楼。这座高楼也就成为当时认识阶段的一个反面物证。维也纳也曾出现过一座高楼，市民就把政府告到了国际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于是委托理事会开了一个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了一个维也纳备忘录，要求各国政府保护好城市的历史环境。 　　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2006年，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南京市在城市改造中大拆大建历史街区的情况。温家宝总理对此不但作了非常明确的批示，而且还给谢老回了封信，信封都是总理亲自写的，表现了国家领导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和对老专家的理解和爱护。目前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正在调查这件事。 　　第四是年久失修造成传统建筑的衰败。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往往重改造轻管理。尤其是当出现了房地产开发以后，房屋的维护等问题得不到重视。于是二三十年下来，基础设施没有改变，造成危旧房的数量急剧上升。建国初期，北京的危旧房占5%，现在危旧房数量占百分之七八十。怎么造成的呢？人为造成的，是强加给这些传统建筑以不合理利用后造成的。大家往往认为，既然要拆迁了，就不用接市政设施了，于是用电，取暖、供热、煤气等等都成临时的。因而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四合院是非常破旧衰败的地方，非常不适于人们居住。再加上政府没有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供给更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实际上，北京的四合院已有800年历史了，传统的四合院是一两户人家居住，整个院子格局是很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情况和气候环境的，所以它最具有地域性和生命力，是非常合理的居住形式。所以，不是传统建筑不适应现代生活，而是我们没有让它适用现代生活。 　　第五，政绩工程凸显短期行为。一些城市决策者的任期不长，很想在任期内给人民、给社会、给城市多做贡献，最好让城市出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所以盲目地、甚至攀比性地建大广场、大水面、大草坪和景观大道等。有些城市直到现在还把高层建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我们有多少城市建了这些占地大，又毫无特点的建筑？在许多城市中走一走就可以看到。 　　第六，规划设计缺少文化内涵。很多城市盛行欧陆风，从雅典到罗马一直到文艺复兴，欧洲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都拿来用，很少考虑这些形式跟整个城市有什么文化关系。并且还热衷于在旧城里面盲目地拓宽街道。这些城市主干道横穿历史街区，对历史传统形态伤害是很大的。多少国家、多少城市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无效的。解决拥堵的关键是交通组织、路网加密，甚至单向交通的规划，更关键在于公共交通的完善。北京城于1965年开始建地铁，到现在已经40年，最近才加快了地铁建设。 　　第七，擅自改变文物管理体制。有些地方把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当摇钱树，交给企业来经营。企业是以追求最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这无可非议,但当企业掌握了文化遗产命运的时候，就会急功近利，文化遗产也就面临着恶性事件的隐患；秦始皇陵以往经常搞得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很多外国人都不明白，皇陵应该是庄严肃穆的环境，这是在祭奠还是在搞什么其他活动。武当山现在已经整改的很不错了，但以前也发生过把文物古迹改作宾馆、武馆、饭馆甚至更严重的现象；乐山有个东方佛都旅游公司，听说巴比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掉，认为商机来了，就在乐山的后面修了个原样的大佛，现在已经被有关部门禁止了；此外，还有一些管理不到的长城沿线，被一些私营主蚕食，很令人痛心。 　　第八，错位开发造成文化遗产的伤害。单霁翔认为，很多文化遗产地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满为患；一个是楼满为患。出现了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的趋势。旅游旺季的故宫、秦淮河等名胜古迹和历史街区挤得都是人。丽江古城里遍布商户，但这些商户基本上都是浙商。丽江古城80%的居民都把房屋出租给了外地人。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有，像罗马斗兽场，以前机动车是不允许靠近广场的，现在车辆横穿、人满为患，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第九，法人违法现象屡禁不止。近几年，文物部门查出的案件有90%以上是法人违法。一些城市明明知道有关法规的规定和专家的呼吁，但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是建设一些违章建筑和湖北当阳玉泉寺进行的违法建设；汉长安城遗址上的违法建筑，这些都被文物部门予以行政督查并责令纠正。金山岭长城被企业经营以后，在长城上搞餐饮和舞会。每天早上，长城内外都是一片狼籍。现在被纠正并收归文物部门管理。 　　第十，文物安全形式依然严峻。目前文物受到三大威胁：第一是来自于建设性的破坏；第二是来自于自然损毁；第三是文物犯罪。文物犯罪手段越来越残忍，并且出现了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的特点。使用的盗窃设施非常现代化，文物被盗以后，几天之内就能出现在国外的市场上。河南巩义的陵园有一座2米多高的石像丢了，后来公安部门查了十几个省才破了案。但从安全防护上看，巩义这些陵园当时的值班人员全是老年人，根本也对付不了持枪蒙面的盗贼。湖北丹江口水库的盗洞是盗墓者准确定位后用炸药炸开的。高邮市宋代的城墙用水泥修缮，原始面貌被破坏。嘉峪关附近长城全是土构城墙，没有砖构城墙，现在出现了砖墙。 　　十一，应对自然灾害缺乏科技手段。“应该承认现在的科学技术还远远不能支撑文物保护。”单霁翔说。以前，有人曾发明了一种无色、无味、无毒、透气的有机材料，将这种涂料涂在文物遗迹上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十几年后这种材料老化了，保护膜收缩又对文物表面产生新的破坏。所以，目前不仅仅是我国没有特效的保护技术，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实现。因此，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对大型工程中的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如三峡、南水北调和城乡改造等，需要加强科技保护的支撑。 　　十二，资金短缺严重影响保护工作的开展。虽然我国政府正在逐年加大对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渠道还是太狭窄，文物保护严重依靠政府投资，而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基本上是依靠各类基金会、个人赞助等社会力量。 　　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单霁翔就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各类赞助应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捐助。他提议，国家应该出台有关捐赠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如减免或抵消企业或捐赠者的税收。他列举了这样的数字进行对比：2006年，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约7.2亿元左右，但这些钱能做多少事情？7.2亿元仅是大城市中修一公里地铁的资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是2351处，其中大运河和长城也都列在其中，仅这两处的保护修缮都不够。 　　十项举措推进保护工作 　　近些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往往都是首先从制定法规政策开始着手的。单霁翔介绍，200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召开对文物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从那以后国家便加快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最近又通过了《长城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为一个专项的文物保护单位立法。它的通过应该说是文物立法上很重要的事。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制定了40多部规范性文件和管理规定，有利地支持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第二个就是国家文物局开展了“摸清家底”的工作。共进行了四项工作：一是建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记录档案，这项工作在2005年年底已经完成；二是完成了全国馆藏文物一级品的建档；三是开展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状况的调查，经过这个调查，分清了文物保护抢险修缮工作的轻重缓急，做到了心中有数，实现了动态管理；四是进行全国馆藏文物腐蚀状况调查，也已经完成。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文物调查数据库管理项目的建设，目前已在全国十几个省铺开，进展很快。这项工作投入比较大，当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实现资源共享，国家能够随时对国有馆藏文物实施监测。也就是说，在机关就能够调阅各地各文物部门收藏保管的某个文物多角度照片和它的全部资料。我们为此还建立了国家和各省的数据中心。”单霁翔说。 　　第三个就是加大人才的培养。办法就是，不再在各地建培训中心。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依托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实行招标制度。比如文物部门要举办一个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就通过招投标形式来征办，然后政府以补助的形式来开展。如在北京大学，就建立了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等等。新的培训办法施行以来，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第二就是出国培训。国家文物局积极和国外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合作进行培训。2005年，国家文物局选送了67名学员赴意大利学习，培训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文物局也向机关干部提出要求：凡是新录用的公务员，首先要到基层工作半年，增强基层工作经验；第二，必须要到国外进修一次，扩大国际视野。此外，党中央、国务院协调科技部也多次强调加大对文物保护和考古方面研究的投入力度；文化部也对文物保护工作予以倾斜。其中有很多重大的行动，如“指南针计划”就是对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 　　第四就是文物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一是通过建立博物馆的形式，使大量的文物得以保护；二是加快行政队伍和行政机制的建立。通过与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合作打击文物犯罪；三是建立文物保安队伍；四是积极与各国签定共同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议。另外还通过回购等多种形式促使流失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 　　第五，稳步推进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国家文物局现在积极推进“大遗址规划”，就是把大型的古代遗址特别是古代城市遗址组织到城市规划中，使其成为市民最喜欢的、城市最需要的遗址公园。比如集安高句丽遗址，有上万座墓葬，现在保护了7000多座，那里的山城和国内城都得到很好的整治，在申报世界遗产时一举成功；在对西安大明宫遗址上不合理占压建筑的清理工作以后，这个地方成为了西安举行盛大活动的一个场所。陕西省领导曾感叹道，大明宫遗址的保护整治给城市和地区带来了文化发展与骄傲，今后要加大对大遗址的保护。 　　第六，对文物的维修力度不断加大。如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的维修，这三项是西藏的三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近些年，对北京故宫的维修工作也全面展开。现在各文化遗产地都在积极地编制保护规划，因为只有保护规划完善后才能更好地保护遗迹的环境和它的本体。 　　第七，加大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工程进展很快，属于抢救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三峡水库，共有1087处文物保护项目点。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也有700多处保护项目。单霁翔说，三峡水库工程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工程的有三项，分别是白鹤梁、石宝寨和张飞庙，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方法。如在白鹤梁就采取建设一个水下博物馆，来监测保护它，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保护手段；石宝寨的保护是通过围堰的形式，人们参观可以乘船登寨参观；张飞庙由于所处位置较低，所以按照文物保护相关原则进行整体搬迁。 　　单霁翔说，目前，南水北调的任务最重，特别是中线工程。因为中线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输水距离约1400公里。但其落差只有一百三四十米，仅靠重力流来送水，那么调整的余地就很小了。问题是，恰恰这个送水的最佳线路又多是古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地区，所以保护工作相当艰巨。如北京地区输水路线经过琉璃河西周遗址和周口店遗址中间；到河北则跨越古邯郸赵国的都城附近地区；到河南又横穿8个地市，路线全是殷商和楚汉文化密集地区。所以对于这个沿线的文物保护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文物保护的会战。为此，国家文物局召开了全国支援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动员大会，号召了52支队伍进入了南水北调的主战区，现在在夜以继日地进行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近些年我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展顺利、捷报频传。2003年明孝陵、明十三陵进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高句丽遗址等也被列入，同年还申请列入了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特别激动地说，这是澳门骄傲地向世界递上了一张文化名片；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2007年国务院已经批准的广东开平雕楼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还将把福建土楼申报上去。此外，国际三大文化遗产组织的会议在我国已成功举办了两个，一个是“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另一个是“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最后一个重要会议——国际博物馆学会会议的承办权最近也已争取下来了，即将在2010年于上海举办。应该说，这些会议对我国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九，考古资料抢救步伐加快。考古报告是考古界非常好的传统，它真实记录了考古过程和重要发现的详细资料。考古报告的出版有时因为各种原因而耽误，这样就会有大量的考古信息和文化现象没有得到保存、记录和传播。国家文物局一直在强调，要树立一个理念，考古本身对文化遗存就是一种破坏，考古发掘过程只能有一次。考古如果不出报告，就比破坏的性质还恶劣。所以近3年，文物部门集结出版的考古报告相当于建国以来考古报告的总和。 　　第十，加强对文物保护和相关法律的宣传。2005年年中，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征集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歌曲的工作，还积极争取设立文化遗产日。“没想到半年之内这3件事情全都实现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遗产日’的确立，这使我们很振奋。中央电视台也对这项活动进行了4个小时的直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单霁翔说。这些年来，我们对文物保护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每年国家文物局都设有一个特别奖。2003年我们把特别表彰给了5位农民，他们在当年1月19日盖房取土的时候发现了青铜器窖藏，都是重器。当发现这些文物后他们说，我们应该上交给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来到现场后大吃一惊，27件青铜器件件都有铭文，最大的上面有400多字，记载了西周十代的历史，非常珍贵。为此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世纪坛举办了特展，邀请这5位农民进行了剪彩。还有贵州黎平县的农民，2004年为了保护被洪水冲垮的风雨桥，跳入水中抢救，从贵州寻找到广西，走了3天3夜，最后居然把75%的桥构件全部运回自己的家乡。2005年最炎热的时候，临汾军分区正在进行住宅建设。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发现，施工者在对1500年的城墙进行破坏，于是用车辆和人墙阻止他们的行为，事情惊动了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最后惩办了违法者并阻止了城墙的继续破坏。2006年国家文物局把特别奖授予了11位老专家，他们给总书记和总理写信，呼吁设立“文化遗产日”，得到了高度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些从民众内心深处激发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应该是文化遗产保护当中最珍贵的情感和力量。” 　　详细规划 实施蓝图设想 　　城市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单霁翔认为城市应是文化的载体，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进程使自身积累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所以城市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今天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此，人类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 　　第一，大规模城市建设应该跳出老城建设新区，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性城市、历史城区必由之路，没有他途。世界上所有保护好的城市在大规模建设时都避开老城进行建设。而国内有些城市至今还没有觉悟。北京市在调整城市规划以后，开始在东部建设新的城市，如通州、顺义、亦庄；广州采取东进和南拓的举措；苏州在东部发展新区，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历史城市，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各历史性城市应该跳出老城，在区域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拓展发展空间。 　　第二就是要树立在城市规划中的保护观念，把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贯彻到城市发展的各个层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城市中的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文化遗产是城市资本而不是包袱。在这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开始认识到。北京市经过详查，确定了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保护单位，划定了缓冲区。如故宫经过民意调查最后划定了大于13平方公里的缓冲区。洛阳在编制保护规划也作了很大努力。在规划建设洛河以南的新城时，就跳出有古迹遗址的地区来建设。拉萨也积极改进，在实施规划的时候远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规划楼房建设。 　　第三，贯彻旧城有机更新的方针。旧城不能采取推平头的方式，而应该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地进行城市更新。城市总是要发展，人类总是要走进新时代。但怎样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机更新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办法。拿北京来讲，应该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详细地分类，把每一栋建筑和四合院的历史沿革，保护状况，产权归属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进行分析，然后决定是保护还是更新。城市道路也不能简单地穿城而过。北京的道路应采取向外疏散的办法，使城内车辆很容易进入环道。而环道上的车要想穿城而过应该越来越不方便，这样才能保护城中的环境。 　　同时强调的一点是，城市有机更新时要保护和发扬城市的特色。如城市的天际线不能被切断，街道的对景也不能被现代建筑遮挡。还有一些城市的河湖水系，应该作为城市最珍贵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加以保护。南京通过对城墙的保护，建成了城墙公园使市民得到了一个新的休闲地。北京的元大都土城经过整治后形成了遗址公园，使附近的老百姓受益。苏州则采取3项措施来保护城市特色风貌，非常有效：第一控制高度；第二突出传统黑白色彩；第三不搞大规模的建筑与拆迁。 　　第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认为这是保护工作的新视野。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就第一次把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大的门类在一个文件中有机地、和谐地提出来，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有利的促进。 　　第五，加强城市考古工作。现在许多城市地下都有很多层的文化遗迹，比如平江城的地图，跟今天城市对比，无论城市水系、城墙位置、道桥和名胜等都没有很大变化；南京就划定了地下遗址埋藏区，他们规定，凡是在城市建设动土的时候都要经过文物部门的勘探，并且都要把先期的勘探经费纳入工程的预算；广州市也把宋代的千年古道进行保护并作为步行街展示。 　　第六，加强文化遗产的法制建设，建立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修缮制度体系和工作程序。以前修文物和城市建设施工的都是一个资质证书。单霁翔始终强调修缮文物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文化，通过与建设部门的协调，争取到了文物的修缮资质审查颁发权。文化部为此签发了《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随后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文物保护勘察设计管理办法、施工管理办法、监理管理办法等一套制度。 　　第七，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单霁翔举例说，这次北京故宫一些宫殿的修缮，就要对每一个构件的残损状况进行分析以后才决定取舍，而不应采取全部更换的办法；布达拉宫修缮就保留了边玛草的特殊工艺，通过向当地工匠取经学习，始终做到保留其传统技艺。 　　第八，扩大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单霁翔归纳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面出现的六个方面的动态趋势：一是从注重文化要素的保护到同时注重与自然要素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云南哈尼族的梯田，就是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二是注重点和面的保护。即文物点和周围的环境，古建筑群与周边历史街区甚至城市的保护。同时，注重线形遗产和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如丝绸之路；三是从静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到注重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现在还在使用的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也应加以保护。还有一些早期的铁路因有历史价值而被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四是从注重宫殿、寺庙、遗址、石窟寺和古墓葬等等传统文物的保护，向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发展。如传统街区、街道；五是由注重物质要素向同时注重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保护方向发展。如手工艺和口传心授的技艺等；六是注重与人类有关的所有领域的遗产保护。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老字号商业遗产等。 　　第九，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结合。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和进入博物馆不是终极目标，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融入人们的生活，使其变成美丽的地方，让他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给人们带来欢乐与灵感。 　　第十，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更紧密的学科联系。比如应县木塔的修缮方案，究竟是“落架大修”、“抬升上部修缮”，还是“现状加固”，有很多种科学方案在论证，这需要长期研究和逐步探索。 　　第十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动员。2004年以来，全国性博物馆、纪念馆对未成年人等实行免费参观，现在每年有5000万学生免费走进博物馆参观学习，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则在“文化遗产日”等节日实行免费开放，同时通过媒体宣传和动漫比赛等活动形式，广泛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活动，让更多的人分享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价值。所有这些，对于增强群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氛围，完善文化遗产的社会监督机制，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十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已经进入了国际视野，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国家责任和国际责任是一个课题。近些年，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参加国际联合行动，并赴柬埔寨修缮吴哥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积极参加赴肯尼亚联合考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还力排众议，在中国设立保护中心；我国还与意大利、印度、阿富汉、柬埔寨、菲律宾等国政府签定了文化遗产保护协议。 　　可以说，未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单霁翔最后表示，各级文物部门今后将在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下抓紧工作，用一项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工作成果去填充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蓝图，使先民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流传长远，子子孙孙永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