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清乾隆 蓝釉洋金彩鸠耳尊

图录号：

3573

年代：

艺术家：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高33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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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荣宝

拍卖会名称：

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太和·宫廷御物专场

拍卖时间：

2017年12月02日

备注：

声 明：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由此可明确推断，本品应烧制于乾隆元年至二年之间。目前所见乾隆朝书写楷书年号款之御瓷存世量不多，主要以盘碗等圆器为主，琢器则寥寥无几，例如原中国文物总店旧藏“清乾隆 霁红釉玉壶春瓶”（图九），著录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艺术——明清彩瓷和颜色釉》页210、图版87和香港钟氏懐海堂藏品“清乾隆 青花缠枝番莲纹牛头尊”（图十）著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图版101、页296，当为同时期御窑所出。而与本件最为接近的当属台北故宫典藏“乾隆六年 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白地酒盅一对”，底书青花“乾隆年制”楷书款，与本品之写款在运笔习惯、神韵风格等诸多方面绝无差异，可以明确肯定此两款皆出自同一位写款工匠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北故宫藏品根据此对酒盅活计档中记载的配匣时间将其制作时间定为乾隆六年，但据台北故宫的考证，所谓磁胎画珐琅当属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白釉素胎、运至北京造办处加画珐琅的作品，故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认为此对小杯的素胎也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二年。纵前所述，可鉴本品属于乾隆御瓷珍稀的品类，独特而精美的鸠首双耳傲视同群，更以特殊的楷书写款令其烧造年份得以确认，如此融集三大特色于一身，殊为珍罕，至今未见同类之作。虽历经数百年风霜，金彩依然闪射出璀璨之色，光彩照人。深门有朱楼，清心尽日闲。乾隆一朝瓷业精进，集成古今之菁华，融汇东西之文化，铸就成器，当中尤以华丽彩瓷为最，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本品作为乾隆御制彩瓷的独特品类，堪称别致新颖，成为清宫文艺最辉煌时代的见证者。其造型端庄秀雅，左右配饰鸠首为耳，又不失隽巧玲珑之姿。外壁通体以霁蓝釉为地，描绘金彩花卉为饰，口沿绘缠枝莲纹一周，腹部以缠枝西番莲为主题纹饰，其余部位则描绘五组大小各异的金彩变形蕉叶纹，相接装饰。腹部交叉对称所绘的四组缠枝西番莲纹，夹迭着圈曲柔婉的枝叶，构图严谨，绘画精细，并用深浅不同的金彩描绘，增加层次的效果，霁蓝深沉凝重，金彩绚丽夺目，视之富丽华贵，品格非凡。纵观其画法深具鲜明的西洋巴洛克风格，纹饰与金彩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是绘画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和花朵花瓣的立体层次，以金彩的深浅不同来体现；二是器身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尽管部分圆状光点因金彩脱落而不明显，但是明确存在。器内施饰孔雀绿釉，质地匀净厚润，至为可爱，底部敷设白釉，中心处书写“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笔道精练有神。蓝地金彩是景德镇重要的彩瓷品种，始烧于元代，盛于明清两朝，以装饰效果格外强烈著称，一向位居高端御瓷之列，备受世人推崇，在台北故宫新近发表的“清乾隆?题缂丝御笔新韶如意”（图一《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第346页）图中即可看到类似御窑器物的陈设。乾隆时期开始御窑厂的蓝地金彩制作技法与本金的来源均有异于前，彼时内府档案称之为“洋彩金花霁青”，例如清宫旧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金番花蓝地胆瓶”（图二）、“乾隆七年磁胎洋彩金番青地纸槌瓶”（图三）和“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游春水瓶”（图四）等。检阅清宫档案诸处记载，可知乾隆早期御窑厂烧造蓝地金彩器皿时，金彩是使用洋金，绘画技法上多摹仿西洋，纹饰则选用浓厚的巴洛克式样，所以得名“洋彩金花霁青”，而从本品的诸项特征皆可印证宫廷档案之记载无误，如绘画技法上以多次点触形成具体纹饰为主，仅轮廓线等位置少量辅以白描和平涂等。考察乾隆一朝造办处档案，烧造霁蓝金彩御瓷的记载不多，就当今所见实物而言，亦是颇为稀少，与本件画法最为接近的当属上海博物馆藏“清乾隆 蓝釉金银彩桃果纹瓶”（图五），采用逐笔点染突出物体的明暗效果。此湛蓝色为清宫最尊贵的色泽之一，可与明黄色相提并论。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参加各式祭祀活动对衣着颜色均有不同要求，乾隆皇帝登基后重新修订规定为“朝服色用明黄，惟南郊、祈谷、雩祭用蓝色”，即是要求皇帝在祭天、祈求五谷丰收、祈雨三个场合穿着蓝色朝服，实物见于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 蓝缂丝彩云金龙纹单朝服”。除特殊场合的衣着要求外，蓝色于清代宫廷中亦一时流行。清代皇家所需衣服和衣料，主要由苏州、江南织造、两淮盐务等办理，不同的时期对衣着颜色亦有不同的审美喜好，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扬郡着衣，尚为新样，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璧兰颜色，在前尚三蓝、朱、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每货至，先归绸庄缎行，然后铺，谓之‘抄号’。”这段记述颇可玩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文中所提到“福色”的流行即是因为福大将军经过扬州时所著，则“尚三蓝”当为又一自上而下的流行趋势。李斗为乾隆年间文人，文中所谓“在前”当为乾隆初期，当时所崇尚的“三蓝”即是从深蓝到浅蓝三种不同的蓝颜色，可见宫廷对蓝色亦是格外青睐，而这一喜好正极有可能发端自乾隆皇帝自己对湛蓝色的情有独钟，这一点从他在日常服饰的穿着中表现颇为明显。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诗文集》卷首存弘历一生不同时期的七张画像，第一张是其登基之初的画像（图六）：年青的乾隆皇帝身着湛蓝色地缎织四团龙纹朝服，眉目清秀，意气风发，其绘制时间应在乾隆十年以前，正好也是洋彩瓷器制作的辉煌时期。因此，本品湛蓝色地的运用绝对是代表乾隆皇帝的喜好与皇家独有之尊贵。乾隆官窑之琢器多喜置以双耳为装饰，而且式样丰富，色釉多变，堪称开一代未有之奇。尤其洋彩琢器，耳部式样成为本身造型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精巧别致，越见器物级别之尊贵高雅。本品所饰鸠首绘制精湛，面目清晰，威猛精神，以由小至大的金点衬托出鸠首丰富的立体感，可鉴本品级别非凡。清宫御瓷使用鸠首装饰始于雍正时期，主要出现在青花和诸项色釉的鹿头尊上面，乾隆早期承袭之，然制作不广，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实例可参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鸠首鹿头尊”（图七）和“清乾隆仿汝青灰釉鸠首尊”（图八），著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第329页。由于以上所述青花和颜色釉的鸠首皆是釉下装饰，往往徒有其形，面目模糊，根本难以与本品之鸠首相媲美，故曰本品之鸠首堪称独步有清一代，绝非虚言。清宫寓意文化贯穿整个宫廷艺术品之装饰，本品之耳饰亦然。鸠首耳饰来源于鸠杖，就是在手杖的扶手处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中均有发现。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据《礼记·曲礼（上）》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即说官员到70岁时应该退休，如未得到准许，帝王就会恩赐坐几和手杖，鼓励其继续为国家做事。因此，汉代政府给70岁以上的有功德老人颁发鸠杖以示奖慰。鸠鸟在古代是吉祥、长寿的化身，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后汉书·礼仪志中》：“玉仗，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雍干御瓷创设鸠首为耳，一方面是摹古思潮下造办处广泛借鉴古代青铜器入饰瓷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清宫期盼帝皇之家人人长寿健康之寓意。本品另一个重要而特殊之处则是六字双行楷书底款，纵观乾隆一朝，前后历时一甲子，工匠兴替之故，御瓷款字变化较大，但主要以篆书为主。关于乾隆御瓷款字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和六字三行楷书款的器物，尚余前朝气息，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 他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在下发谕旨一道：“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 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和楷款器皿，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