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云雾见月明——来自南洋的红奔马首次面世
日期：2021-04-12 15:24:11 来源：中国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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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旧清离开了历史舞台。华夏迎来了新的国。却不想，新的国，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这时，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南洋成为众多中国人的落脚处。
30年代的徐悲鸿
这段苦难的日子里，南洋不仅成为中国经济难民开疆辟土的绿草地，也是不少名人的避难所，比如孙中山，比如郁达夫，比如徐悲鸿。从1919年至1942年，徐悲鸿7次往返或途径南洋，并在1939年至1942年旅居新马、印度三地长达三年之久。1942 年徐悲鸿最后一次南洋之行时，二战的战火烧到了新加坡。徐悲鸿与他引为“平生第一知己”的黄孟圭、黄曼士兄弟洒泪惜别。临别之时，徐悲鸿遗与黄曼士寄思之物甚多。欧阳兴义曾根据徐悲鸿数次经停居留南洋时，与之相交相识的亲历者的回忆和笔记编撰了《徐悲鸿在星洲》一书。在书中记载了徐悲鸿与黄曼士分别时留赠的一批字画，包括：《红奔马》、《卧牛》、《猿》、《古柏》、《两小马》、《篱菊乌鸡》、《小犊》、《黑猪》等等。
据藏家回忆，欧阳兴义在编撰《徐悲鸿在星洲》一书时，将黄氏昆仲所藏部分徐悲鸿作品编入此书，其中提及之《红奔马》即为本幅
虽岁月流逝，但南洋人始终把徐悲鸿在南洋当成是一件骄傲的事，不因时间的流失而褪色。当年徐悲鸿赠予黄曼士的那批字画，也逐渐星散至南洋民间，被深爱徐悲鸿的南洋人捡入青箧中庋藏。
说明：据藏家回忆，欧阳兴义在编撰《徐悲鸿在星洲》一书时，将黄氏昆仲所藏部分徐悲鸿作品编入此书，其中提及之《红奔马》即为本幅。
其中，作于1939年之秋，由藏家秘藏数十载的《拨开云雾见月明》，将于中国嘉德2021年春季拍卖会大观珍品之夜当中首次亮相。此件横幅红马画成在1939年秋日，画面徐氏题“拨开云雾见月明”，并钤“东海王孙”、“徐悲鸿”、“天下为公”三方印章。
徐悲鸿1939年在南洋举行画展时的留影
新加坡报纸关于徐悲鸿画展的报道
1939年，徐悲鸿的第六次新加坡之行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一年，在星马的数十位社会名流的帮助下，徐悲鸿举行了轰动整个新加坡的“徐悲鸿画展”，据相关统计，在当时每20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1人参观过徐悲鸿的这次画展。展览结束时，共筹得款项15398元9角5分，这批善款最终经星华筹赈总会全部交至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徐悲鸿此次南洋之行的首要目的达成。与此同时，全面抗战已持续一年半时间，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身在南洋的徐悲鸿时刻关注国内局势，虽不能投身战场杀敌，却也以画笔、文字不断记录自己的思绪。在回顾自己经年来星洲之行的文章《半年来之工作感想》一文中，他说：
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挣扎中之国家。
又说：
我诚自知，无论流去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前方将士的崇敬和爱国精神，也坚定了他作为以笔为武器的战士，在抗战时局中所肩负之责任和前行之道路。事实上，徐悲鸿不仅在广大南洋华人的心目中取得至高的艺术地位，更成功的以自己的艺术吸引了英国政府海外高层和英籍侨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事。再者，私事方面，与孙多慈的纠葛终于斩断，年底应戈尔泰之邀赴印度办展、创作之事亦顺利筹备。此时的徐悲鸿似乎一扫前许迷茫，犹如风吹雾散、月照中天，创作之时亦有不一样的情绪和心情，于是这匹画在秋日灯下的“红奔马”才有了“拨开云雾见月明”的题句。
此幅朱笔奔马，横幅，尺寸逾11平尺，四蹄腾空，鬓、尾飞扬，奔跑于秋草荒原之上。红马集空间感、立体感、真实感汇集一体。
马的躯干以魏碑兼草隶的笔意勾勒，马的神韵由极具金石气的短而劲的线条传达，同时注重马的解剖动态，马头鼻骨、马肚四肢、面部阴阳转折都很是符合马的生理特点，就连胸部的肌肉也无不体现出马的矫健。
徐悲鸿还将西洋画的笔触跟传统没骨画法相结合，用浓淡有度的水墨和颜色表现骏马肌肉的质感，马鬃马尾处用浓墨扫出，加上力透纸背的臀部线条，极富弹性和动感。
使得骏马仿佛四蹄腾空几乎跳将出来，如此筋骨强壮、倜傥洒脱、风劲彪悍也仿佛自由和力量的象征。画中的马意气风发，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威武的战马形象实际上也是徐悲鸿自己的精神象征。
画之右下钤压角朱文印“天下为公”，此方印章为篆刻家陈子奋亲治于1928年。是年，徐悲鸿应邀到福州参加福建省美术展览会，会上与陈子奋相识，继而对陈之作品独表倾注，并造访陈之寓所。临别之时，徐悲鸿为陈子奋作《伯乐相马图》，陈子奋亦为徐悲鸿治印3方，其中便有此枚“天下为公”印。徐悲鸿认为陈氏治印“乍观不奇，细味之，殊有妙处”，加之此印印文蕴真义理想于其间，故每有大义哲理之重要作品，徐悲鸿方钤此印。观者当知。
陈子奋亲治“天下为公”朱文印
让我们再次回忆徐悲鸿与南洋的缘分。徐悲鸿第一次下南洋是在1919年3月。这一年，历经数年奔波、四处求助的徐悲鸿终于获得公派留学名额，与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的95名留法学生，从上海出发经新加坡，转航法国。这是徐悲鸿第一次借途路经南洋，可能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南洋成为了他今后人生的福地，也成为了他艺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
1919年在法国留学时的徐悲鸿
法国求学期间，徐悲鸿的日子过得相当困苦，1924年之后，其唯一的经济来源——官费资助，亦开始时断时续。囿于困局之时，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1925年，在美结束学业的黄孟圭转赴欧洲考察，经彼中国驻法总领事赵颂南介绍，与徐悲鸿相识。黄孟圭得悉徐悲鸿经济拮据，遂去信二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黄曼士，请其设法资助徐悲鸿。黄曼士随即回函邀请徐悲鸿到其星洲府邸江夏堂小住，又特为徐悲鸿辟二楼客厅为画室，为南洋侨领画像，以解徐氏燃眉之急。
徐悲鸿在新加坡与黄曼士合影
自此，徐悲鸿与黄曼士昆仲结下深厚情谊，视为“平生第一知己”，尊称曼士为二哥。从1925年到1942年间，徐悲鸿曾多次到新加坡，都是住在黄家。
徐悲鸿在江夏堂二楼的画室
芽笼35巷的江夏堂，既是徐悲鸿在狮城的居所，也是诞生无数徐悲鸿巨制佳作的画室。《十骏图》、《汤姆斯总督画像》、《王莹像》、《陆运涛夫人》像等等作品，都是在江夏堂完成。为了感谢黄氏昆仲的情谊，徐悲鸿多有精心良笔相赠，江夏堂也成为了民间收藏徐悲鸿画作最多的地方之一。徐悲鸿若非1925年得到来自新加坡黄氏昆仲伸出的援手，他在法国的学业就难以维系；徐悲鸿若非1939年再到南洋，就不会有著名的南洋筹赈画展的举办；徐悲鸿若非因1939年的南洋之行，就不会借缘与大诗人戈尔泰相交，印度之行无从谈起，便不会有奠定之后徐悲鸿艺坛地位的《愚公移山》。就像前文说的那样，在日军尚未踏足新马之前，南洋给予徐悲鸿这个旅居者的，像是一个栖息地，一个庇护所，一个在大时代远离各种纷扰，安定无忧的“避风港”。作为一个远在避风港，却又心系祖国的游子，徐悲鸿对于祖国的思念与关怀是热烈的。他在南洋的创作，以写实为基础，以表现“真善美”为追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宏愿为理念，成就了他在这个避风港的艺术高峰。在这个创作的高峰阶段，在接受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思潮、理论的同时，徐悲鸿一直思考着本土艺术性质的问题。他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试图把东西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跳脱出西方与东方传统艺术语境的“新艺术”。与此同时，外敌的入侵、民族的自省，则进一步激发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徐悲鸿对确立国家和民族身份的渴望。徐悲鸿的这种渴望在1939年，伴随着个展的成功、伴随着艺术创作的心手相应、伴随着南亚次大陆的艺术邀约、伴随着俗事纷扰的斩断，被自己、被他人渐渐认同。就像这年秋晚，徐悲鸿题在这匹红马的那句诗一样——拨开云雾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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