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主任)
关于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的议案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逾76.67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世界遗产55项。不可移动文物因其不可移动、类型复杂、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之中等特点，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被破坏和毁灭的风险极高。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仅四川省就有8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震中损毁，占比高达65%，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损174处，占比30%。近年来，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威胁及因灾损失呈快速增加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汛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11个省份就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黄山屯溪镇海桥、四川阿坝红军长征遗迹达维会师桥和江西婺源清华彩虹桥等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襄阳城墙发生局部坍塌，广西桂林李宗仁故居、湖北十堰武当山建筑群五龙宫龙虎殿发生房屋垮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近年来，国际上灾害管理的相关研究、政策制度与应用实践中最重要的转变是愈加强调主动式的灾害风险管理而非被动式的灾害应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合国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2015-2030）》等都进一步明确要把减轻自然灾害的行动和策略转变为减轻灾害风险，尤其要加强巨灾风险防范。
但我国文物领域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与应急处置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1）缺乏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整体框架；（2）缺乏以预防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防灾减灾体系；（3）缺乏天空地一体化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技术体系；（4）缺乏多层次多角度的文物灾害应急处理管理制度体系。
因此，建议：
一、从国家层面上要规划全面、分批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基础调查。结合全国文物普查工程和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制定整体规划，分区、分批启动实施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项目和高风险文物除险加固工程，全面精细获取各类灾害风险要素信息，掌握保护现状、环境影响、人类活动等基本情况，摸清风险底数、风险阈值和风险管控基准，并将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状态、风险来源等监测信息全面入库。
二、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监测评估技术体系。依托“十三五”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谋划部署未来5-10年的重大研发和工程应用项目，探索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的新途径新方法，整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文物多尺度灾害要素协同监测与信息精准获取技术、“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一体化风险评估模型、面向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灾害风险管理与辅助决策平台等，实现不可移动文物“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和应对能力。
三、完善文物防灾减灾应急机制和成果应用机制。根据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框架要求，指导各地根据实际制定文物防灾减灾和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完善文物灾害险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灾情防范、受灾处置、信息报告、灾后修缮修复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增强文物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继续深入推进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与管理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工作中；将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调查相关内容纳入由国家应急管理部正在开展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依托“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等各类数据集成处理平台，持续开展不可移动文物大数据库的建设和整合。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 促进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十三五”时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革命纪念馆发展取得了新成效：一是场馆建设渐成体系，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革命纪念馆近千家，已定级约为150家，初步形成覆盖全国、题材多样的革命纪念馆体系；二是陈列展览提质升级，革命纪念馆聚焦社会热点，紧跟时事大事，2019年共举办陈列展览4000余场，参观人数达3.7亿人次，观众满意度高达81.7%；三是社交活动亮点纷呈，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中华民族传统节庆，2019年革命纪念馆共组织开展9万余次教育活动，充分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四是交流合作日益深化，各地革命纪念馆通过馆际交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专题培训、高质量发展峰会、合作共建等形式，凝聚共识、提高站位，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行业使命，为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告明确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的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仍是如此，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1）缺乏针对革命纪念馆行业整体的治理机制，致使纪念馆行业的管理主要参照博物馆行业，容易导致革命纪念馆在“政治性”“专题性”和“情感性”功能定位上的缺失；（2）对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与实务经验积累较少，加之缺少行业荣誉供给，容易导致缺乏行业自信与人才流失；（3）缺乏高水平专业化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人才，致使行业陷入低水平发展困境；（4）缺乏针对革命纪念馆的财政投入动态管理机制。免费开放仍以2007年的博物馆总数和基本门票收入为基础进行核准，已不再适应革命纪念馆各项工作开展。加之，缺乏动态考核机制，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仍有待提升。
因此，建议：
一、制定《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规范革命纪念馆体制机制。进一步理清革命纪念馆归口管理问题，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联席会议等制度加强不同部门间组织协调。通过条例、部门规章制度等方式方法，重新起草出台《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结合行业特点，完善对于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人才引进等问题的指导。同时，由于革命历史原因，部分革命纪念馆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首先应推动行业标准制定，规范行业行为，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实现行业优秀案例的可复制、可借鉴后，再加强革命纪念馆馆际交流。
二、加强纪念馆理论与实务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一是增加研究深度。推动纪念馆学科建设，弥补革命纪念馆行业专业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各馆再深入挖掘红色精神主题内涵，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与影响，推出品牌性编研成果；二是拓宽研究广度。加强受众研究与教育效果研究，在避免教育活动同质化、形式化的同时，借助音乐、影剧、动漫等新传播形式与互动式、沉浸式、可视化体验等新交互手段，拉近红色教育与观众的距离，提高观众的参与感。
三、扩大高校文博专业规模，培养专业化的纪念馆人才队伍。革命纪念馆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主阵地，其承担的宣传教育工作已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普通的旅游接待，需要全面提升革命纪念馆人员专业水平。目前高校文博专业多设置在少数高水平大学，毕业生难以下沉到革命纪念馆，建议教育部扩大文博专业设置规模，为革命纪念馆定向培养红色文化的宣传员，此部分学员应纳入师范生培养体制。其次，讲解员是红色文化传播的一线专业人员，应纳入革命纪念馆专业技术系列。革命纪念馆人才资源应合理规划，完善职称考核方案、优化晋升空间，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事业提供人才保障。
四、进一步完善免费开放政策与经费投入机制。《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已颁布十余年，按照《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需对免费开放财政补贴进行重新核定，加强对于革命纪念馆的动态管理，实现“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以效定补”的管理目标。在现有免费开放经费长期维持稳定、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还应优化项目申报流程、吸纳社会优质资本，实现多元化投入新局面。
关于加快建立“四史”口述历史及相关实物认证与宣传机制的提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开展“四史”口述史及利用相关实物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年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历史亲历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生动的“活史料”。建立健全“四史”口述史及相关实物认证和宣传机制，不断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口述史是“四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口述历史及口述者所用实物背后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是资政育人的生动教材。近年来，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口述史日益丰富，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军人为重点，开展口述历史访谈，推出了《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21-2001）》、“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丛书、《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以及各个省份的《改革开放口述史》等系列口述史丛书，实施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共抗日战争口述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大型口述史采集项目，成果丰硕。
每一位亲历者的人生，就像一部缓缓放映的纪录片，伴随着历史文物藏品的讲述和呈现，让人们看到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口述历史和相关文物藏品，有助于还原当年的情景，解读历史背后的原因，对深化历史研究、发掘文物故事，传播红色文化、激发精神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历史亲历者口述及相关文物藏品征集方面存在的问题：
口述历史和相关文物藏品的征集和讲述，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需要历史、文物、心理、传播等多学科的支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产生疏漏，轻则误导读者，重则被历史虚无主义钻空子，从而有违历史事件的正确叙事。
（一）口述访谈专业化问题。一方面，是口述访谈专业化不够。尽管一些高校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但口述史尚未成为专业学科，专业培训特别是实操性培训较少，导致口述史工作门槛较低，许多“口述史”的工作者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另一方面，是史料验证专业化不够。口述史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回忆，与历史的客观性有着天然的冲撞，但这种冲撞可以通过文献资料互为补充和互动互证来解决，需要相关工作者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底。
（二）口述人及相关实物鉴定标准化问题。如何认定历史亲历者、如何确认口述者提供的实物的真实性、面对“孤证”如何判断，这是摆在口述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当前，尚缺乏一套通行而权威的历史亲历者认定程序，缺少亲历者实物认证的标准化程序，导致有的时候面临着口述者“讲什么就是什么”的窘境，而一旦宣传出去后发现口述者讲述存在较大偏差，就会陷入被动纠错的情境中。
（三）内容传播大众化问题。口述史访谈的同时，往往会录音或录像，形成口述文稿和口述影像。目前，口述内容的宣传报道日益多样，但有关口述史的微视频、短故事、有声读物等呈现形式仍不够丰富，缺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有的口述史采集成果局限于学术界“圈内人”交流，尚未转化为大众产品，口述史和实物背后的生动故事需进一步推广。
三、建立健全“四史”口述史及相关文物藏品认证和宣传机制：
以口述史视角研究和宣传“四史”，是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内容，需要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行动，建立健全口述史和文物藏品的认证和宣传机制，以生动讲述、呈现鲜活的历史。
（一）建立口述者身份和口述内容认定标准
鉴于人的记忆规律，以及多数历史亲历者年事渐高，口述者的讲述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必须引入纠偏机制，确保口述内容正确。为了指导全国的口述史工作者正确认定口述者的身份和口述内容，建议组织专家研制一套认定标准，并根据标准进行口述稿件审查。一是核实口述者身份。查证口述者所述职务、职级、职位是否符合史实，有无夸大、虚构或偏差。二是核实口述内容。从常识和逻辑着眼，从严把握口述者所讲述内容的立场和观点上是否正确；运用文献对比法，验证口述内容，少用、慎用“孤证”，不用带有个人恩怨情绪的内容。三是严把意识形态关。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应旗帜鲜明，不让错误思想流传出去。
（二）建立“四史”口述史文库
当前，有关“四史”的口述史成果已较为丰富，为进一步系统化规模化创造了条件。一是建立成果文库。将“四史”口述史题材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各类课题申报指南，将优秀的成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在社科成果文库中形成“口述史文库”，增强从事这项工作的学术荣誉感和成就感，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参与进来。二是建立成果数据库。将采集的口述文稿、口述影像、口述实物等资料数字化，建立“四史”口述史数据库，并上线口述史短视频、微故事、有声读物等线上转化产品，向公众免费开放，扩大社会影响力。
（三）增强“四史”口述故事的精准传播
口述史与生俱来的生动性，需要通过精准的传播来实现，探索通过系列报道、公益广告、线上推送等形式，让口述故事和历史实物“活现”在眼前。特别是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对不同年龄的受众有针对性地推送内容，让口述史成为青少年“四史”教育的有力抓手。当前可结合建党百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以图书、展览、纪录片等形式展现口述内容，访谈一批在党的100年奋斗史上做出贡献的见证者，推出一批史实准确、情节扣人、制作精良的口述史系列产品。
（四）体现“四史”口述访谈的人文关怀
口述者往往年事已高，有的口述内容触及内心深处不愿意回忆的片段，需要访谈时增强人文关怀，实现受访者从“让我讲”到“我想讲”的转变。一是增强受访者的荣誉感。对于经过认定的口述者，可在口述成果出版中加以体现，通过邀请参加签售会、故事会等形式，彰显口述者的价值感。二是加强访谈过程中的心理关怀。讲究访谈技巧，充分沟通受访者的意愿，做到事前先问候、事中多聆听、事后有回访，让口述者感受到充分的受尊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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