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窗前读信的少女》是荷兰“黄金时代”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其在1742年来到德国德累斯顿,而后入藏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2017年这件作品开始修复,原本被遮盖的丘比特“画中画”浮现,今年6月这件修复后作品将首次亮相在公众面前,同时带来的还有“维米尔:镜像”大展。届时,与《窗前读信的少女》息息相关的《读信的蓝衣女子》和《站在维金纳琴前的女子》等9件维米尔作品将展出。
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所藏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在修复实验室中
目前,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处于疫情关闭之中,但其已经官网预告了6月“维米尔:镜像”大展信息,除了维米尔的作品外,同时展出的还有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弗朗斯·范·米里斯(Frans van Mieris)、格拉尔德·特鲍赫(Gerard Ter Borch)、扬·斯特恩(Jan Steen)等17世纪下半叶的荷兰风俗画作品,以及版画、雕塑和历史家具,以此提示维米尔所处的艺术环境,以及艺术家之间的传承影响。
维米尔,《读信的蓝衣女子》,约1663,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
2017年,德累斯顿收藏馆在对这件维米尔作品经过一番科学调查和论证后启动修复程序。修复人员在表面清洗后,后壁站立的爱神丘比特显露,这幅“画中画”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幅作品的外观,也给予了观众不同的观看视角。
2020年1月16日,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的修复状况
《窗前读信的少女》描绘的是一位少女在浅色的空墙前阅读。这幅画创作于1657-1659年左右,被认为是维米尔最早的室内画之一。其实早在40年前,研究人员就通过x光看到了被覆盖的丘比特,并一直认为丘比特也出自维米尔之手,但最新实验室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决定在修复过程中先清除作品的覆盖层,让其看起来回到300多年前、离开艺术家工作室时的样子。
展览有一部分将专门讨论维米尔的绘画技巧和《窗前读信的少女》的修复,以说明创作绘画时复杂的、实验性的过程。
左:维米尔,《戴红帽子的女孩》,约1665年-1666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右:德累斯顿藏《窗前读信的少女》红外线成像
维米尔所在时代荷兰流行的西班牙椅子,其雕花狮子头与维米尔作品中细节相似
《窗前读信的少女》曾被归为伦勃朗的作品
1742年春,波兰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三世(August III)从巴黎卡里尼昂亲王的私人收藏中购买了30幅作品后,一幅名为《窗前读信的少女》作为“生意之外的额外礼物”赠予了奥古斯特三世,当时这幅画被归于“伦勃朗”名下,这样的署名一方面说明作品的卓越品质,但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维米尔在荷兰之外已被完全遗忘。
波兰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三世
在德累斯顿,首次提到这幅作品是画家彼得罗·瓜里恩蒂(Pietro Guarient,1700-1765)在1750年左右草拟的画册中,“以伦勃朗的方式”再次被引用。1765年出版的第一本德累斯顿画廊印刷目录将其列为“伦勃朗画派”的作品,并在1783年将其归于伦勃朗的学生戈弗特·弗林克(Govaert Flinck)所作。 从1826年起,德累斯顿公共收藏中的《窗前读信的少女》又被视为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作品,他像维米尔一样活跃于荷兰代尔夫特。
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局部)
直至1859年,法国艺术史学家提奥菲尔·托雷-伯格(Etienne Joseph ThéophileThoré,1807–1869)参观了德累斯顿美术馆。当时他正巡游欧洲的艺术品收藏,以寻找和证实他提出的“代尔夫特的神秘画家”(Sphinx of Delft)的踪迹。在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他证实了他的假设:《窗前读信的少女》是“代尔夫特·维米尔(Vermeer)”的作品,甚至在找到了签名。实际上,在托雷-伯格之前,其他艺术学者也已经考虑过德累斯顿的《窗前读信的少女》归于维米尔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想法一直不被认可。
到了1862年,在由朱利叶斯·赫布纳(Julius Hübner)编撰的德累斯顿画廊目录中,这件作品被正确而永久地列在“ Meer(Jan van der)”的条目下,并标明“Né à Delfft vers 1632”(1632年左右出生于代尔夫特)。
1862年,朱利叶斯·赫布纳编撰的德累斯顿画廊目录中有关维米尔的条目
19世纪和20世纪,《窗前读信的少女》经历了几次修复,在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记录中可以知道,修复措施包括用新的画布进行衬里、清洁表面、去除旧的和增加新的修饰,以及在表面施加更多的清漆。在德累斯顿,这件作品有记录的最早的修复在1838年,在修复记录中提到,《窗前读信的少女》“肯定有早期的修复者”。
1955年10月,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前装车回归德累斯顿的画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窗前读信的少女》被存放于瑞士撒克逊的柯尼希施泰因,与德累斯顿博物馆几乎所有作品一样,1945年作为战利品被带到苏联,大约十年后与其他藏品一起归还东德。1956年6月,这件维米尔作品再次回到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展出。
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修复之前
“画中画”丘比特并非维米尔所画
其实在2017年5月,正式启动修复之前,对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的研究和调查一直在进行,1965年,赫尔曼·库恩(Hermann Kühn)从绘画中提取的油漆样本进行了分析; 1979年在X射线检查中发现了被覆盖的丘比特;2007年,对作品进行了织物结构分析;2009年生成红外反射成像。2010年,为了筹备“早期维米尔”(The Early Vermeer)展,对这幅画进行了微观研究,尤其是关注到维米尔的绘画技巧和保存状态。
X射线对作品进行分析
此次修复也可以揭开被覆盖的丘比特的模样,画中的丘比特作为“画中画”被画入后壁之上,后来又被重新覆盖。根据最新的调查和对这幅作品的修复,已经证明画中丘比特并非维米尔本所作,而是在《窗前读信的少女》完成后的几十年由另一位作者在原来画面上添加(包括“画中画”的宽黑框),目前还不能确定作者和完成的具体时间。但可以明确的是,画中右手拿弓,左手举着的丘比特也出现在维米尔另外三幅室内画作中。
维米尔,《站在维金纳琴前的女子》,约1670/1672,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缘何得出丘比特非维米尔所画的结论,则要从修复的第一步“去除清漆”讲起:
“去除清漆”是指去除由于老化而变成黄褐色的多层清漆。这种涂层在19世纪就开始使用,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更新。去除清漆后,维米尔原画中微妙的冷色被重新发现。
修复中的《窗前读信的少女》
在去除清漆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背景中央部分的颜料的溶解度特性不同于画作的其他区域。根据1979年拍摄的x光照片已经知道,在房间的后墙上有一幅“画中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其也是维米尔本人的作品。
修复过程(画面2018.6.11的状态)
修复过程(画面2018.8.17的状态)
在继续研究这幅画之前,研究人员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考古实验室对油漆层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在维米尔最初使用的颜料层和用来画丘比特像的颜料层之间,存在着一层老化的粘合剂和污垢。这意味着从作品完成到加上丘比特相隔几十年的时间,维米尔在1675 年去世,在时间上是维米尔几乎不可能加丘比特;1742年,这幅作品来到给德累斯顿时,构图又发生了改变,丘比特被覆盖,这更不可能是维米尔所为。
经过大量测试,确定了最有利的方法进行修复:使用最精细的工具在显微镜下小心翼翼地去除覆盖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留原来的涂料层和用于复涂的涂料之间的粘合剂层。这极有可能是画面中现存的最后一层维米尔的原始清漆。虽然在修复过程中发现画面中有小面积擦痕和男孩右臂上方划痕,但毫无疑问的是,后来《丘比特》的复绘不是为了遮盖画面的小损伤,而是因为拥有者口味的变化。
修复过程(画面2019.1.10的状态)
修复过程(画面2019.5.7的状态)
在修复到刚完成的状态后,维米尔笔下的在窗前阅读的女孩变得更明显而安静。棕色调的丘比特如雕塑般悬挂在女孩精致的身影上方,其大小几乎占据了墙面的空白部分。丘比特醒目的存在、直接面对观众,是否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否作为对画面的一种诠释,从而帮助观众解读作品?
对爱神的描绘,可能会被解释为日常场景中恋爱的投射,以引人注目的背景平衡空间中阅读者的内敛,引发出观众对少女手中信的内容的开放性想象。同时,因为某个人改变了构图,遮盖了作品中的元素,构成了两个半世纪以来对其主旨诸多探讨。
维米尔《窗前读信的少女》X射线图像中玻璃制品细节,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1644年玻璃器物细节对比
修复工作在德累斯顿国家美术馆的绘画保护部门进行,由绘画保护修复师克里斯托夫·舒尔泽尔(Christoph Schölzel)负责,共同参与该修复研究项目的还包括了德国比勒登大学的考古实验室、德国巴伐利亚州立美术馆多尔纳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
(注:本文编译自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官方网站,图片亦源自于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