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先生应该说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出国之前我就跟他有所交流,有所交往。崔如琢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在国内画坛还没有什么名声,但画得很好,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有人重视他,像张仃先生,还有一些对中国画有研究的老先生都很重视他。
我记得去年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也是指墨山水画展,那个指墨山水是很大的大幅,不是小幅,那个很了不起。高其佩有指墨画,潘天寿、李苦禅都有指墨艺术,但是崔如琢先生把这个指墨用得这么灵活,让人看了之后就感觉他不是指墨画的而是用笔画的,因为他掌握了指墨的要领。
实际上他是从中国的笔墨这个延伸发展出来的。像他这样在当前中国画界如此钻研指墨艺术并有造诣的艺术家并不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在钻研指墨方面确实达到了一枝独秀的境界。
邵大箴,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主编、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文联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第十届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评委、北京国际双年展评委及国际研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科主编、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及学术委员会主任、俄国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我觉得崔如琢先生不仅在指墨艺术上有发展,他的艺术市场也很有成就。在艺术市场上有成就的不能一概而论。说凡是在市场上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艺术成就很高的,那不一定。但凡是在艺术市场上有成就的艺术家必然有他的道理,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他有他的道理。
我参观过他的美术展,看过他家里面的很多收藏。他如此重视艺术收藏,如此重视传统艺术的研究,如此关注当代水墨画的发展。他在艺术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和他的艺术成就应该是相对应的,是不矛盾的。
就是说他有他的实力,有他雄厚的、全面的艺术修养作为基础。而我们希望所有在艺术市场上成功的艺术家都应该在艺术上不断地前进,不断地的探索,不断地有所推进,有所拓展。这样的话,才不辜负大众对那些知名艺术家的尊重、热爱和收藏家对其艺术品的收藏。
这样的话,中国的绘画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二十世纪受到了激进主义的洗礼和冲击。我看到中国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研究和批评,这个是有道理的。
五四运动它带有激进主义色彩。但是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它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将它说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我认为这个说法恐怕还是可以讨论的。
五四运动有激进主义,对中国画的质疑、批评有过激的地方,也使中国画走了一段弯路;但另一方面,它强调“中西融合”,“中西融合”不是说把中国和西方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不三不四,它是一种策略,它的策略是要引进西方的一些观念和造型技巧,来补充或改进中国画。当然,这种主张,包括徐悲鸿先生,包括其他一些曾留洋的前辈艺术家,他们在认识上有盲点,有误区。
然而,中国画在中西融合这条道路上,也不是没有有成就的艺术家。中国画的另外一条道路的就是保守主义的道路,保守主义是褒义,不是贬义,就是维护自己的传统,从自己的传统出发而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批评甚至批判,甚至有人说改造中国画,但是由于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两千多年的绘画传统,中国画还是如雨后春笋。
20世纪中国画领域的四大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齐白石、黄宾虹,尤其像齐白石,中国人心目中认为他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艺术家,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基因没有断。
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是1949年之后我们对中国画的改造和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艺术的摧残,给中国画的伤害非常之大。所以在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经过“八五新潮”洗礼之后,1990年代中期,中国画又突飞猛进地在传统艺术道路上向前发展。
崔如琢先生就是这样,他虽然在文革期间就学习中国画,但是他积蓄的这种力量,他对中国画的钻研实际上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与中国画内在的发展路径及传统中国画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非常钦佩崔如琢先生的艺术成就。
事实证明,中国绘画的保守主义就是保护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以古开今,走这条道路是中国画的光明大道。
当然,所谓中西融合,它不是没有发展的空间,但是还要继承前辈艺术家们在中西融合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那些有所成就的前辈艺术家还是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
只有把西方的东西融合在中国艺术的观念、审美理念和格调之中,这个融合才是有道理的。
不是把中国画画成像西画一样,画成像油画一样,用西画的造型观念来改造中国画的它的空间观念和它的定位艺术。
所以我觉得崔如琢先生走这条以古开今的道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道路,是非常有广阔的前途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