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文玩一直是一个广阔又深邃的行业，作为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化物质，他们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缩影，作为市场上流通的高利润商品，他们又是贪婪人性的哈哈镜。古往今来，这面哈哈镜里全是邪恶与智慧盘缠过后的奇幻景象。
某一年，海关查获两尊即将出关的青铜器，经文物专家鉴定年代属于战国，海关当即缉拿犯罪嫌疑人，嫌疑人鬼哭狼嚎表示委屈，说这个是自己在雄县购买的工艺品，海关靠丰富的经验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重大文物偷盗贩卖团伙案件，立马奔赴雄县调查。雄县老板对此事供认不讳，并告诉海关：“我后面还有一院子，你要哪个朝代的？”
前段时间去雄县调研，当地文旅官员向我们介绍这个案件时，大家都哈哈大笑。雄县的“文物做旧”技术被制作成展板，和鹰爪翻子拳悬挂在一起供大家参观学习，这架势估计是要奔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向去了。
古董文玩一直是一个广阔又深邃的行业，作为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化物质，他们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缩影，作为市场上流通的高利润商品，他们又是贪婪人性的哈哈镜。古往今来，这面哈哈镜里全是邪恶与智慧盘缠过后的奇幻景象。
1994年，潘家园出现了一批来自河南据说是因为施工挖出来的“北魏陶俑”，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全北京的专家鉴定，大家一致觉得这是真品，稍后的C14鉴定的结果也显示，这一批文物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重合。
为了保护这批珍贵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对所有河南出土的“北魏陶俑”进行“抢救性收购”。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花费80万，故宫博物院买了两次，花了10万。
北魏陶俑。洛阳博物馆藏
但是奇怪的是，之后类似的“北魏陶俑”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北京的收藏市场，这时中国历史博物馆才起了疑心，国家文物局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最后一直摸到河南洛阳孟津县男石山村高水旺的家里，高水旺承认这是自己仿制的，并拿出了国家颁发的工艺品营业执照。
一年以前，海关查获、专家和仪器确定的“唐代文物”唐三彩马和乐俑，同样来自于他的“高仿”作坊。这两件事让高水旺在文物界名声大噪。所谓“高仿”，就是选用最接近真品的原料，采用最接近真品的工艺，使器物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与真品丝毫不差，而且要对新仿制的唐三彩进行做旧处理，最大限度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
据说高大师经常追随考古队的步伐去古墓边上取土，然后烧制相关器物。“北魏陶俑”就是把北魏时期的墓砖磨碎，然后制成仿制文物的器形，最终烧制而成。为了避免与文物造假挂上钩，高大师后来在自己的高仿品上都落了自己的款，最终他因为高超的仿制技术，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唐三彩非遗传承人：高水旺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仿制之前朝代的器物。宫里藏品有限，王公贵族又爱把玩，因此便有专门的部门来仿制以供不时之需，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最喜欢仿制的是青铜器，朝廷甚至有官办的仿造工场。天宝年间，南京隔壁的句容就有作坊专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器物上留有标记，多刻监官花押。唐代仿制三朝青铜器有史料记载约230年，直到南唐后主李煜被赵光义派人毒死后，官坊仿制三朝青铜器才停止。
宋徽宗赵佶嗜古成癖，《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家在宣和殿收集之三代青铜器，共20类839件，宋徽宗挨个仿制了一遍。
明代《重修宣和博古图》插图
官方的复刻是出于对古代青铜器的仰慕与尊崇，但是这种“仿制之风”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清乾隆之后，民间仿制铜器者渐增，这一时期仿古之意已不在尊古，而是为了牟利赚钱而蓄意造假。那时的西安就特别擅长给青铜器加铭文。
同样靠文字凸显价值的是甲骨。但是当今甲骨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是很多甲骨文不成句无法解读。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是因为时代久远语言习惯发生了变化，而是其中的很多文字是后人伪造的，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就有一个造假的奇才——蓝葆光。
蓝葆光起初造假古董是闹着玩的，古董商人利用他，就造出许多假古董，欺骗平津京沪的同行，同时又去欺骗洋人。
他一开始是在没有字卖不上价的甲骨上刻，后来又在已有文字的甲骨上胡乱增加文字，以此增加价值。再后来，真的甲骨用完了，蓝葆光便找来新鲜的牛骨、大龟板，经烟熏火燎之后，在上面刻字。
蓝葆光伪造的甲骨文字极其逼真，但他其实一个甲骨文都不认识。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看过他的“作品”后表示，蓝葆光的刻辞整齐但不成文理，有很多字都刻倒了，刻辞的地位和左行右行都不合，一看就知道是赝品。他有一个小册子，是他自己从各种甲骨文碎片上抄下来的字，抄的时候放置颠倒了，就写一个倒文，甚至全片都可以写倒。
但是蓝葆光的“天才”还是给当代甲骨文研究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因为当时安阳卖出的甲骨，每次都有多少不等的赝品参杂期间，而这些赝品都是蓝葆光刻的，为此学届专门诞生了一个学科——甲骨文辨伪。
《上博》47645.1右邊卜辭‘乙亥’‘劦亡’抄自《寫》143（甲359），左邊卜辭的‘己卯卜三至必甲十示’抄自《寫》195（背面）（甲釋20）。
《寫》143、《寫》195兩版卜骨皆出土於1928年史語所第一次發掘所得，兩個月後董作賓挑揀出381片摹本隨及出版《新獲卜辭寫本》石印本，並隔年發表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上博》47645.1原藏於顧正震，文化大革命後上海博物館於1981年12月8日退還顧正震。根據上述的時間推測，作偽者應是看了舊著錄《寫》143、《寫》195兩版後，分別截取一段卜辭而刻至《上博》47645.1。
跟蓝葆光齐名的是斯拉木·阿洪（Islām khūn），从敦煌带走大量文书的斯坦因在离开新疆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便是他。
当时的喀什噶尔文物市场上源源不断地流通一些奇怪的古代文书，据说来源于沙漠于阗遗址。精通古代中亚与印度语言文学研究的德裔英国学者奥古斯都·鲁道夫·霍恩雷潜心研究了三年，只能勉强认出这些文书使用了类似佉卢文、印度婆罗米文、中亚婆罗米文、藏文、汉文、回鹘文、波斯文、阿拉伯文、阿拉米文、以及希腊文等九种文字，其它的就完全看不懂了。对此，霍恩雷开始怀疑自己的学术水平。
与此同时，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也收购了一些文书，令俄国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文书经常使用一些倒写的俄文字符，怎么着都想不明白。
装订版斯拉木·阿洪伪造文书。大英博物馆藏
这些都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朋友们伪造的。
斯拉木·阿洪本来在和阗附近的村子摆地摊倒卖钱币、印章，大约在1894年听说印度的白人喜欢带有文字的古代抄本，斯拉木·阿洪就决定伪造一些假文书卖给西方人。
一开始他们的造假停留在手工时代，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附近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真品古文书上面把草体婆罗米文手抄临摹下来。后来他发现购买这些手稿的西方人其实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于是就干脆让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各自随意造出些符号抄到纸上。但是哪怕是自由创作，纯手抄的效率依旧很低。于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研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方法：雕版印刷，这一下就彻底地解放了生产力。
斯拉木·阿洪伪造雕版印刷文书
用于制造赝品古文书的“古纸”来源于当地，和阗作为新疆地区主要的造纸中心，纸张非常易得。将这些纸张用杨柳枝泡水产生出来的染料染成黄色或浅棕色，之后再在上面写上或印上“文字”。
写了“字”的纸放在火上熏烤，以进一步做旧。最后，在装订起来的纸页之间随意撒上些沙漠中的细沙，就能产生一种这些“古文书”都在沙漠中经过了长期掩埋的效果。
这些“古文书”还原度非常高，连常见于中亚文书上的印章与花押的样式都精心还原，斯拉木·阿洪甚至会把真品上的花押移植到伪造品上去。
但比蓝葆光更神奇的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都是文盲，完全看不懂婆罗米文、古于阗文等任何一种古文字。
斯坦因拍摄的斯拉木·阿洪
不管是“甲骨卜辞”还是“于阗文书”，他们仿制与销售的空间分离为文物造假提供了条件，那是不是去第一现场捡货，亲眼看见文物出土就能确保不上当呢？
民国时，长沙有个姓蔡的古董商约某大学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货”。该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该教授心满意足地支付了巨款。满载而归的他不知道的是，这件战国铜器是蔡老板仿制并提前安排盗墓贼埋入盗洞的。
这种方式被称为“埋地雷”。就是将假货事先预埋在要“盗”的地方，然后带着买主现场去挖，买主眼看着古董被从地里挖出来，求得是个新鲜。这跟我们现在去饭店吃饭，老板号称自己的鸡鸭鱼肉是现杀的模式是一样的。
将“埋地雷”发挥到极致的是新疆的文物贩子。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美国人来到中国新疆搜刮文物，但是在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早就听闻了中国文物造假的厉害，所以此趟行程只买现挖出来的干尸。
但是令美国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那段时间新疆的各大殡仪馆尸体频频失窃，文物贩子把尸体脱水风干，再弄身古代的衣服穿上埋在土里，然后静静等待来自美国的金主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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