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一〇年，渐江出生在安徽南部的歙县─当时的安徽在经济上极为发达，虽然也经过了明清易祚的战乱。渐江俗姓江，名韬，字六奇。他早年曾经师从于汪无涯读“五经”，习举子业，做过明朝的诸生。三十四岁那年，李自成带领他的起义军杀入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了。随后，清兵入关，占领了京城之后又挥师南下。顺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兵进攻徽州，城陷，他的家乡就在清军的铁蹄下巢倾卵覆。
清 渐江 梅花图 52.8cm×78cm 1657
上海市文物商店藏
一六四五年，在歙县抗清的金声、江天一被抓，送往南京后遇害。另外一位参加抗清武装的汪沐日（一六〇五——一六七九），则与同乡吴霖、王玄度、汪蛟等人一同逃到了福建，投奔在南明隆武政权之下。次年八月，隆武政权覆灭之后，复明的希望到此彻底宣告破灭。汪沐日皈依于古航道舟门下，出家为僧，法号弘济。
清 渐江 天都峰图 99.9cm×307.7cm 1660
南京博物院藏
在歙县失陷之后，江韬（渐江）与友人程守哭别于相公潭上，然后跟随残存的部队到福建投奔唐王朱聿键，继续他的抗清复明运动。康熙《歙县志》中的《弘仁小传》记：“师汪无涯，受五经，乙酉年，自负累累卷轴，偕其师入闽。”擅长考评画家史料的汪世清曾经在一篇名为《弘济与弘仁》的文章中问道：“汪无涯是谁？”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汪世清，此时也不能不大胆猜测：“汪无涯就是汪沐日……他们都同于乙酉冬入闽，或即结伴而行。后来，他们同依古航为僧，不仅其志相同，其遭遇相同，而且有可能一人就为另一人的引进。”虽然并无史料进一步证明此推论的“准确性”，然而却是理解渐江的一个重要环节。
清 渐江 幽亭秀木图 50.4cm×68cm 1661
故宫博物院藏
古航道舟（一五八五——一六五五）原姓郑，福建泉州人。能文章，有时誉，事母至孝，母亡后出家，是博山无异元来（一五七五——一六三〇）的法嗣，先后主持浦城、建阳、江西等地的几大寺院，所以在晚明，他在福建、江西一带的声名极盛，但在收徒方面，却“如铁壁千寻，绝无肯诺”，因而渐江能够拜在他的门下，实在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从法嗣的角度说，渐江属禅宗青原下第三十七世。
清 渐江 晓江风便图之一 256.5cm×28.5cm 1661
安徽省博物馆藏
附带一提的是，“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就是青原惟信的名言！
清 渐江 桐阜图 91cm×27cm 1662 上海博物馆藏
应该与汪沐日同时，渐江在福建皈依古航禅师，出家为僧，这一年，他三十八岁。出家后，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又号无智、梅花古衲。出家后的他在福建住了多年，除了习禅，也云游各地。
以下是他大致的行踪：
四十二岁，在南京。四十三至四十六岁，在芜湖。四十七岁，返歙，游黄山。四十八岁，复游南京。四十九岁，在南京，住惠应寺。五十岁，回歙，并在黄山云谷寺挂单。五十一岁，住在歙县五明寺，在休宁建初寺挂单，又回五明寺，往庐山，阻于雪，留鄱阳。五十四岁，渡鄱阳湖，游庐山，返歙，居五明寺。未数月，寻昔日游庐山时所脱下的残破草鞋，仿佛又要远行的样子，却在大呼佛号之后示寂，死时，仅得五十四岁。
清 渐江 疏泉洗砚图 69.7cm×19.7cm 1663
上海博物馆藏
以“甲申之变”为标志，明代的知识分子们经历了一场大变故。在这场变故中，有的在英勇地抵抗，有的自杀殉国；更多的人则是隐退山林，或在佛寺中安身─渐江走的便是后一条路。
在我看来，渐江同时具备两种身份：一是僧人，一是“遗民”。
清 渐江 临水双松图 24.3cm×20.7cm 上海博物馆藏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遗民”大概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遗民”身上所特有的一种“气节”，也非寻常文艺学所能理解。
何谓“遗民”？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说：
“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者。”（《归庄集》卷三）
清 渐江 黄山图 47.6cm×145cm 1661
江西省博物馆藏
身处变革之际的归庄所言甚确，“遗民”不同于“逸民”和“高士”，虽然他们有重叠之处，但“遗民”却是在国家政权发生变动之际，不服务于新朝。
生于一六一〇年的渐江，早年生活正值晚明最为黑暗与动荡的岁月，虽然他并未做过明朝的官吏，但是在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如何面对异族统治，却成为考验士人的一道人生难题，也是每个人必须交出的一份考卷！
清 渐江 山水册页之一 22.6cm×30cm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士人所面对的，无非两种选择：合作与不合作─要么承受变节投敌的耻辱，成为新朝的官吏或顺民；要么选择成为“遗民”，即：虽然仍旧生活在新朝之中，但是却拒绝变革原来的身份与态度以维持对前朝的忠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八辨“征士”之名实时，就注意到了“遗民”─不妨暂以“遗民”这一名称代指包括“逸”在内的人的复杂性：
“被征不屈，名为征士，名均也，而实有辨。守君臣之义，远篡逆之党，非无当世之心，而洁己以自靖者，管宁、陶潜是也；矫厉亢爽，耻为物下，道非可隐，而自旌其志，严光、周党是也；闲适自安，萧清自喜，知不足以经世，而怡然委顺，林逋、魏野是也。处有余之地，可以优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则韦、种放是也。考其行，论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则其高下可得而睹矣。”
清 渐江 山水册页之二
在辨析名、实的同时，王夫之还顺便给“征士”即后来的“遗民”分了类，这大概也给我们研究“遗民”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参考视角。
而像王夫之这样明清之际的“遗民”的主动选择与承担，除了是其存在方式的一种选择之外，更意味深长地承担了士的另外一种职责：他们继承了中国的“士”的传统，并将自身置身这种传统之中，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它的活力，虽然这是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痛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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