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路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渐趋繁荣。此时，阳明学派风行天下。尤其是通过罗汝芳的阐释，强调“天机泠如”的自然心性展现，又经过李贽“童心说”的推波助澜，从而激发了明朝中晚期解放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社会风潮。这风潮波及文艺界，成了明朝中晚期书坛猛刮张扬个性书风的强劲驱动力，涌现出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为代表的晚明书家群体。此前精谨的文征明、优雅的董其昌相比，这一群体的书家更加注重个性的张扬，奇奇怪怪、恣肆放纵，恰是晚明那天崩地裂的时代缩影。而大幅立轴作品形式也成为这场书坛时风最有效的载体，其中的佼佼者，正是王铎。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痴庵、嵩樵、烟潭渔叟等。一生博古好学，擅诗文、工山水兰竹，尤以书法名重一时。其31岁时，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同举进士，两年又同授翰林院编修。后因与中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和，而避之金陵，任南京翰林院学士。1637年被召回京时，王铎已无意仕进，自言“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却一语成谶。在他入清的八年里，留得好书数行的强烈愿望，更是他忍辱偷生的唯一精神支柱。尽管他的人格污点备受指责，但其辉煌的书法成就却得到了公允的评价。清代吴德璇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王铎（1592～1652） 行书 五言诗
绫本 立轴 1641年作 243×50cm
大致来说，王铎书法早年以“二王”为根底，对《集王圣教序》、《淳化阁帖》用功颇深，并借后者大量临习晋唐名家作品。崇祯末年，王铎书法逐渐成熟定型。此时，他取法的兴趣已从“二王”和《阁帖》转移到唐宋以降的名家，颜真卿和米芾则是他最为崇拜的人物。相较而言，米芾的书法更让他一见倾心，甚至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并由此奠定了他的个性风格。从这件王铎书于辛巳年（1641）的《行书五言诗》来看，其用笔以二王、米芾为宗，又参以张旭、颜真卿的正锋法，线条沉劲入纸，斩截爽健。此作长达约八尺，内容为‘功德寺得庵上人”之五言诗“景色今无患，寺中奚所营。流云宁躁意，老桧有闲情。僧苦诸天护，山空一磬清。花烂春可约，重与问虚盈”。诗中归隐之意暗暗流露出已达知天命之年的王铎，已萌生了放弃政治上一切作为的想法。就在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筳讲官等职的时候，明王朝巳陷入内外交刚的崩溃边缘。此时，他的好友黄道周反对议和而遭贬谪，王铎也因针砭朝政而触怒龙颜。不久他的两个幼女先后夭折，王铎便乞归故里。1639年，王铎返京任翰林院学士。次年，在赴任南京礼部尚书闲职的途中重返故里，适逢弟、侄、父母相继亡故，又因避乱而漂泊异乡。如此起伏的人生，投射在书作中，即形成了结体正欹相间，摄人心魄的跌宕起伏之势。邱振中曾说：“王铎行书单字轴线最大倾角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品。”这种欹侧的结体在其大幅立轴行书作品中所王铎大幅立轴行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墨法的丰富与奇肆。其润墨、干墨、渴墨、涨墨互用，丰富多彩，而涨墨最能表现王铎的书法个性。其涨墨法的渗化往往使字的结体化线为面，线与线之间因淡墨的扩涨而连接成块。这种奇肆的涨墨是王铎在《文丹》中所说的“怪”、“胆”、“放手”等理论追求的外化，其中内蕴着强烈丰富的思想情感。无怪乎吴昌硕赞王铎书法为：“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启功也赞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王铎（1592～1652） 草书 临王献之帖
绫本 立轴 211×50cm
说明：马宝山、徐福海鉴赏。
王铎另有一类大幅立轴行草及草书大多是临帖作品。其所临的古帖往往是《淳化阁帖》中东汉至唐代的尺牍手札。指头般的小字，20几厘米高的翰札临写为七尺、八尺、壹丈的大轴，王铎是经过精心的笔法改造的。改造的方法就是“拓而为大”。王铎在《跋柳书》里说：“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又在《草书杜甫诗跋》中说：“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何谓“拓而为大”？即既是放大，又是夸张、强化。是对《淳化阁帖》中尺牍式的作品的放大，又是对其笔意、笔势的夸张、强化。通过“拓而为大”，虽说临帖，但作品表现的已是王铎的个性神采。这是王铎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故此类作品可视同王铎的创作作品。而王铎《草书临王献之帖》即其节临《临大令玄度何来迟帖》之近七尺绫本。该书除了劲健的笔力、灵动的结体、奇肆的用墨、多变的章法之外，还拥有因用笔速度、线条连绵而带来的磅礴的气势。他把张旭、怀素、黄庭坚、徐渭以来的狂草系列的线条的连绵夸大到了极致，其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文如长江大河，吞日浴云，千里一曲。”王铎说的是文，其实也是指自己的高堂大轴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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