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上旬,当代新水墨代表艺术家曾健勇的个人画展“青春时代”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隆重举办,他独树一帜的创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林武,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卫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文化总会会长高敬德,大公报董事长、社长姜在忠、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艺术主席李锦贤等都出席展览开幕式。
自香港返程后,曾健勇即接受记者的采访,畅谈展览引起的反响、未来创作方向以及艺术经历中的趣事。
香港展览:呈现新系列作品
记者:您刚刚在香港举办第二次个人展览,展览中的新作很受关注,谈谈您这一系列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在新作品中我更想传播一些正面的情绪,可能是当下社会的负面情绪太多了。除了尽量独善其身,我也做不了什么。所谓的“正能量”来自哪里?书本、宗教还有自然界,可能有它的踪影。
记者:方力申也是你作品的收藏家,经常有交流吗?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的作品吗?
方力申虽然年轻,艺术阅历挺丰富的,香港一画廊就是他父亲开的。我知道他喜欢我的作品,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
记者:你捐赠的作品被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买下,据说他也是你的藏家?
我两次捐赠阿拉善慈善基金,都是冯仑买下的。他将画挂在他的办公室,经常在我的画前面接受采访,看来挺重视的。由于慈善,令艺术家和藏家之间的关系显得单纯。
记者:2010年你在香港的个展主题是“黑领巾”,那批作品在你创作中有何地位。
曾健勇:展览主题是画廊定的,其实我后来的创作已经淡化了黑领巾这个概念,至于为什么用黑领巾不用红领巾,我想看到我画面的人会有各种为什么,这也是帮助观众带着思考进入画面。
当时比较多用到黑色来表现,有两方面的考虑。从语言上面来讲,我发现用我这种方法画出来的黑色特别黑,吸收了所有的光线。用别的材料比如丙烯、油彩,或者照片,因为它有反光,就达不到纯黑,恰恰我用宿墨一遍遍的涂染,它可以吸收所有的光线,变得特别黑。因为我的画面都比较柔和,所以有这种纯黑色会显得格外的精神。另一方面,从意义上来说,黑色经常富有多重意义,如黑五类、黑皮书等,我试图让这种特殊的黑色带有着特殊的指向性。我希望每位观众看完之后都有自己的理解,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感受。
记者: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曾健勇:目前就是在特殊的空间和形式上做一些尝试,目前还在做一些木雕,木雕尝试的过程好像跟我用水墨的方式绘画一样,形式都很古老,但是做出新意来又焕发很大的魅力。
作品关注童年的美好和创伤
记者:您作品几乎所有系列都是以青少年为主题,为什么要画青少年?
曾健勇:我最初想表达的是脆弱的、非理性的特质在人性中的重要性。青少年时期本来是最美好的时期,那么用他来反应其它主题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和对比,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我找到最好的一个载体,所以选用了青少年这个主题。
记者:您印象中自己的青少年时光是怎样的?
曾健勇:其实我自己的青少年时光还是过得挺美好的,但是回忆起那个时候却特别模糊、不清晰,它既不是单纯的快乐,也不是单纯的迷茫。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年代,所以现在看到我的小孩以及周围的小孩,就会回想到以前小的时候,一点点在回忆,在寻找。
记者:您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有没有一个原形?
曾健勇: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多小孩长的很接近,我反而是想在同一个模式下寻找小孩子不同的个性。我的形象来源,可能是我印象中的一些形象,也有可能是现实中的一些形象,有时候我还会把大人画成小孩子的形象,我自己称之为成人的儿童肖像。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您画面上的人物形象看起来有些恐慌,眼睛一般都会有裂痕,这样的画面设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曾健勇:青少年时代应该是美好的,那是一个懵懂的时期,但其中总是会有一些破损、裂缝、血丝、斑迹、叛逆。我想我是在画面上制造这种单纯而矛盾的观感。
矛盾对立的因素经常出现在我的画面中,儿童本身应该是天真无邪的,可是我作品里面的小孩却不开心。水墨本身应该是很温润的,我的画面却充满着血丝和裂痕,类似于这样的矛盾因素也经常出现。不过画里面的内容如何解释如何推理,可以用文本去诠释,而绘画最终是给人提供视觉感受与体验,这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里总是透出一种不安的情绪。
曾健勇:对,包括压力的状态。还是我刚刚说的,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就像你说到的观感,可能很多人跟你感受的都一样,但对我来说我更想让它有一种神秘感,它不确定所以神秘,有人觉得她们很单纯,很可爱;有人觉得很恐慌;有人觉得他们有压力,很迷茫……我希望混杂很多情绪在角色上面。
探索各种题材和材料的可能性
记者:您最初画的是一些动物的形象,后来才演变成了人物肖像,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怎样的?
曾健勇:这只是形象的转变,但其实内部有一个相同的线索。我画的动物都是那些被圈养的宠物,他们的眼神、表情、姿势很像人类,好像在模仿人类的各个方面,因为它们现在不用自己觅食,失去了动物的本性,当时是想表达这个。后来恰恰画这些青少年儿童的时候,也是在寻找跟青少年儿童这个年龄阶段所不相符的一些情绪。青少年时期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代,但是他们身上负担了很多,来自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定的、焦虑的、压力的因素,跟动物的表现其实一脉相承。
我最开始是画一些动物,后来画了一些儿童的形象,当时画儿童也跟自己小孩读书的经历有关,《大队长》系列就是其中一个我想表达的内容。《大队长》画的学校里一批最优秀的孩子,一所学校只有一名大队长,他们很优秀,但他们不开心。这个系列之后继续延伸到少年时代,他们跟成人一样失眠。他们孤单,所以互相依靠。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很多风险。然后就画一些夜游主题,与无意识状态有关。 我一直一直在寻找其他题材的可能性,比如肖像、比如少年时代各系列的主题,比如说失眠、扎堆、高危人群。像“夜游”系列,它就需要有环境,需要每个小孩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往前推进。从单纯的画面逐渐发展到有情境的画面。
记者:您的作品纸张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这和你的绘画主题又怎样的关联?
曾健勇:对,其实本来是有这个品种的纸,但是因为我还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对纤维的粗细以及透明度的要求,市面上的一般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我是从造纸厂定做的纸张。我也是通过很长时间实验才找到最适合我的表达的纸张。最初我会实验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各种材料,并做记录,寻找它的特性。比如水彩和墨在纸上晕开的程度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晕开?他可能跟里面含胶量的多少,颗粒的粗细有关。比如颜色在纸张上的好看程度,附着度,透明度,不同的材料对纸张的要求也不太一样,我就只能尽量让纸来接近我所用的材料,达到最好的表达状态。
记者:据说您作画的方式也比较特殊,会用到纸的背面作画?
曾健勇:我背面和正面都有画,背面可能占了80%。因为纸张够半透明的话,在背面画前面也可以看见,通过中国传统的托表方式可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后来我发现一张纸当你后面画,前面也画,中间隔了一张纸的时候,就像隔了一层玻璃,而且比玻璃还不透明。虽然颜色用得不多,但会产生一种空间感,一种朦胧感,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纤维,这种时间感和空间感是很有意思的。
劳伦斯•席勒引路进入西方市场
记者:您在华侨大学国画系求学的时候,对你影响较深的老师有哪些?
曾健勇:华侨大学的国画传统很强大,可以说是福建最好的。之前有朱振庚、朱进、薛君宁、寿觉生、张君耀等。朱进、薛君宁对我影响很大,当时除了老师教之外还有些高仿的作品临摹,使我受益匪浅。
记者:据说毕业后你有一段时间画插画,这对你后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曾健勇:1994年毕业,我去中央美院版画系进修。因为那段时间光画画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再加上自己对电脑美术产生极大的兴趣,于是去做动画、多媒体、插画之类的,在深圳做了好几年。这些经历为后来画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眼界也更开阔,原来所学的东西也被稀释了。当时我为美国“时代生活”画插画,要求画的小孩形象要看不出人种,方便销售到不同国家。这种风格的要求对我后来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所以有人说(我的作品)不像东方也不像西方。
记者:接下来说说你和玛丽莲•梦露的摄影师、艺术推广人劳伦斯•席勒认识的经历?
曾健勇:我当时在798“时代空间”做个展,他来看的时候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很偶然就这么认识了。我很佩服他,七十多岁了,有心脏病,但是还在满世界跑,他说,希望能死在工作台上。他是上世纪60年代玛丽莲•梦露的摄影师,留下了玛丽莲•梦露很多纪实照片,获得过七次艾美奖(电视奖)、普利策奖(新闻摄影奖)、奥斯卡奖(制片奖),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奖得主,他的书多次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导演了12部电影,一生非常传奇。他也收藏了很多的中国艺术作品,范围很广,包括像曾梵志这些非常有名气的艺术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正如你了解到的,我是一个摄影师,一个作家,一个导演,一个收藏家,可是我也是一个商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
后来他代理我的作品,主要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市场运作,他给我在欧美国家安排个人展览,在展览之前给学生做讲座、演示等等交流活动。虽然他是70岁的老头,但是做事安排得非常精确,马不停蹄,让人跟不上他的节奏。我后来在纽约和加州都有个展,参加了迈阿密、芝加哥等地的艺术博览会,很多时候他都亲自坐镇。
记者:你有不少作品被国外藏家收藏,你觉得他们对国画的理解有什么特殊的兴趣点吗?
曾健勇:我把国画的笔墨理解为绘画性,这个绘画性西方人也能够理解。如果画面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不管是哪一种肤色的人都会产生兴趣的。
记者:你虽然画水墨,但是也出现在当代艺术展、工笔画展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展览中,你是如何定位自己作品的?
曾健勇:有意思的是,我参加展览的类别很不专一,比如工笔展览也参加,水墨也参加,还有很多是和油画、装置等综合的作品一起展览,这种多元化的认识可能和我作品题材、材料上的创新有关系,当然,我还是愿意把自己当做水墨方面的艺术家,但是也不排斥策展人通过自己的判断把我的作品归类于工笔艺术类,这一点我不计较,但总体还是在国画的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