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画家韩天衡后来看到李老女儿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父亲在晚年从不给人写信，唯独给天衡写了几封，可见其珍贵。还有一次，天衡遇到香港的书法篆刻家马国权先生，马讲李可染曾请他刻过二印，还写了二张小的印文纸条，马写了文章，并将这二片小纸条也发表了。这才提醒了天衡。李老前后共写了二十几张这样的小纸片，但天衡有些大大咧咧，有的已扔掉了，后来从抽屉里找，总算找到了10多张。
于是他全部将小纸片粘在一张纸上，并题了跋送给自己的儿子韩回之。为了完成李老的嘱托，天衡每次都精心构思，斟酌再三，然后再奏刀刻之。有朋友或学生去北京，天衡就托他们带去。每次都是李老亲自接待，这些朋友或学生都很高兴，总算一睹大画家的风采。
也许是天衡印风具有北人之豪放雄健、南人之典雅秀逸、复有奇谲灵动之姿，也许是黄胄、李可染、徐邦达等书画大家的钤用青睐，天衡的印名在京城艺界颇受推重。也就在这一年“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天，北京著名花鸟画家齐白石的入室弟子李苦禅来信，嘱刻印章二方。对于李老，天衡也是很熟悉的。李年轻时就学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后师从齐白石先生。因家贫，课余拉人力车挣钱。后长期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在花鸟大写意取法于石涛、八大、扬州画派、吴昌硕及齐白石，笔墨简洁朴茂，浑穆老辣，气势雄健磅礴。天衡根据李老的画风，精心设计，篆法苍劲奇崛，刀法爽捷酣畅，颇合李老心意。李老收到天衡印章后不久，即以两张花鸟画相赠。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1980年来临了。新春佳节，天衡照例到程十发先生家拜年，他们谈艺论画，显得无拘无束。谈着谈着，发老笑着站起身，对天衡有些神秘地讲：“天衡呀，我有一样好东西要给你。”“哦，是什么好东西？”天衡也挺感兴趣地问。“你看了就知道。”发老边说边从床铺下抽出一卷画，这次他没有朝窗外看，而是大大方方地放在桌上。天衡上前慢慢地将其打开，嚯，就是当年黑画展上的《芭蕉金鸡图》。发老在一边感叹地讲：“当时批黑画的那批画，前不久，作为落实政策都还给了我，我就留下这一张，因为当年我答应你，如有朝一日这张画还我，这张画就是你的。这有朝一日今朝果然来了，这张画就送给你。其他的画我都捐掉了。”天衡听后很是感动，“发老呀，你真是一诺千金。”发老听后，又露出了“程式幽默”，“不是一诺千金，是不赖一诺。”
天衡回家后没有几天，又收到了一封发老寄来的挂号信，打开一看，是一幅构思精湛、画面生动的《豆庐图》，可谓是天衡刻印的生动写照，天衡很是珍视。因为按画界风俗，一位画家为另一位画家画像，是祝福祈运之意。后来发老办画展，向天衡借了十张画，画展结束后，此张《豆庐图》却被偷了，发老和天衡打招呼，说要补画，天衡却说：“小偷也是雅贼，他偷得了这幅画，但却偷不走我和你老的情谊。”
1980年，由天衡执笔，集体讨论的《中国篆刻艺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从1975年借调到书画社搞此本小册子，历时五年才正式问世，内中甘苦，天衡是体会颇深。但此书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第一版一上市，就销售一空。此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掀起了80年代初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篆刻热。后来，日本亦出版了翻译本。
天衡的人生转机又一次出现了。1980年的仲春，调天衡进入上海中国画院的调令又来了，面对一个拨乱反正的崭新时代，天衡这一次是欣然接受，天衡在离开上海自来水公司前，请同事和他一起整理东西，那些同事把他平时练习画画用的纸集中打包，到废品回收站一称，整整143斤，每斤1分钱，共得1元4角3分。在这143斤画稿中，凝聚了他多少时间和心血。按指定时间，天衡前往绿树成荫的汾阳路画院报到了，这不仅是一次岗位职业的转变，也是一次人生形态的转变，这意味着他再也不是业余的书画篆刻家，而是专业的书画篆刻家，并有资格成为中国当代书画篆刻最高学府艺殿的一员，这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和艺术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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