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之女：父亲是“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张心庆，她的父亲是张大千，享誉画坛，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而作为一代名家的后代，张心庆手中并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她的晚年，选择在上海南汇一家养老院，简单朴素地生活。

 

　　张心庆说：“虽然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给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财富，这才是真正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 ”

 

　　浦东南汇乡间，一座正在修葺的不起眼的养老院。步行穿过曲折的楼道，我们辗转来到张心庆女士的房门前。

 

　　开门的是一位瘦小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从事了一辈子的音乐教育工作，今年80高龄的张心庆依然透出一股爽朗活泼的天性，一见面便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

 

　　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简朴整洁：一个五斗橱，一张书桌，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最值钱的物品是那架静静摆放在角落的钢琴，那是张心庆的侄子送给她的。最显眼的是墙上一张巨幅黑白照，女儿小咪正调皮地揪住外公张大千的髯须。

 

　　就在这方斗室，张心庆完成了回忆录 《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通过质朴的文字，她记录下了父女深情，记录下了父亲的无私大爱与家国情怀，让人们从素纸墨香中回首瞻仰一代国画巨擘的艺术风采与人格风骨。

 

　　张心庆说：“我要让世人知道，在那一张张绚烂的画作背后，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 ”

 

　　“父亲的妙手托着我，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

 

　　张心庆出生在四川一个大家族。父亲张大千先后娶了四房太太，生育了十多个孩子，加上父亲兄弟们的孩子也不少，算下来张心庆在她那一辈中排行第十一，全家人都叫她“十一”。

 

　　张心庆的母亲曾正蓉是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虽然是祖母包办的婚姻，但在张心庆记忆中，父母相敬如宾，父亲非常尊重母亲。

 

　　母亲宽容大度，从小就教育心庆：“父亲喜欢的人，我们要学着爱她们;他的儿女，理所当然也是我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 ”因此，张心庆爱她的四位妈妈，也爱爸爸的其他孩子。

 

　　张心庆的童年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后来张大千漂泊到世界各地，父女俩长期分离。童年这段金子般的岁月，成了耄耋之年的张心庆最珍贵的回忆。

 

　　在张心庆的心目中，父亲不仅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大艺术家，还是他们那个大家族的顶梁柱。 “父亲没有一天不在桌前画画，他的画是这个家的唯一收入，全家人要吃、要穿、要用，都靠父亲手中的画笔。 ”

 

　　记得9岁那年，有一天父亲作完画正在休息，调皮的心庆掰开他的手指一个一个数着玩。当心庆触摸到父亲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时，突然发现父亲的手指像穿草鞋的脚趾一样，布满了老茧。瞬间，心庆的心只感到一阵痉挛：“爸爸，你手指疼吗?我用嘴给你轻轻吹一下，行吗? ”

 

　　张大千望着年幼的女儿笑着说：“心庆，我手指不疼，多年来都是这样。傻女儿，你长大了，知道心疼老子了。只要你给我吹一吹，为父就不疼了。 ”

 

　　“那时，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疼痛冲击着我的心底，现在我才明白，手上的硬茧是爸爸对艺术的奉献，也是他对我们这个家的爱的记录。 ”说起这些，张心庆依旧激动不已。

 

　　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全家人辗转搬进了苏州的网师园，在这个“人间天堂”一住便是5年。园中不仅有那看不厌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父亲还饲养了用来写生的藏獒、仙鹤等动物，心庆和兄弟姐妹们终日在院子里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

 

　　后来，全家人又从苏州迁往四川青城山。山上奇峰异石，大树参天，耳畔能听见清脆动人的鸟鸣和那潺潺流淌的泉声，躲开了纷飞的战火，宛若身在世外桃源。

 

　　“父亲在那里作画，也让我们从小亲近大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感受到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好和灵感。 ”

 

　　记得在青城山居住时，有一年中秋节，母亲给全家人酿了可口的桂花米酒。小心庆趁母亲上街赶集时，悄悄地喝起了米酒。当时只觉得好喝极了，就是没想到酒喝多了会醉。那时恰巧她的手臂被蚊虫螫了一个大包，长了一个硬疖子，喝了桂花酒后，不到两天疖子就溃烂化脓，疼得她夜不能寐。适逢张大千下山探望心庆母女，刚进门便听到了女儿的哭闹声。看见心庆手臂上缠着纱布，才得知是喝多了桂花酒生了脓疮。当晚，张大千把心庆背在背上，在堂屋里来回走着哄着，整夜都没合过眼，就这样一直背到黎明。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那晚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这之后有多少次我都希望自己的手能再疼一回，这样爸爸就又能把我背在身上陪着我了。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让他那双妙手整日托着我这不懂事的傻女儿，实在有些对不起他。 ”说到这里，耄耋之年的张心庆不好意思地笑了。

 

　　生死关头，他仍是先人后己，对素昧平生的人倾囊相助

 

　　在张心庆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少不更事的她渐渐学会了如何关爱别人。在她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对祖母的孝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祖母卧病在床，张大千听闻消息立即从北平赶回家中。一到家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病榻前，为自己没能侍奉左右向老母请罪。还没等心庆回过神来，爸爸又转身奔向厨房，回来时手中已端着一盆热水，他替祖母一层层地掀开裹脚布，亲手为她洗脚、剪趾甲。之后，他又一边喂母亲吃着自己从北平带回来的糖果，一边为她摆起了龙门阵(四川方言：讲故事)，逗得老人家喜上眉梢。

 

　　“爸爸当时已在画坛闯出了点名堂，但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他放下所有身段，尽一个儿子的孝心。 ”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父亲为祖母洗脚的那一幕，却是心庆怎么也忘不了的。

 

　　一个大家族要和睦相处，必先学会礼让。张大千为人处世，总是把好的东西先给别人。先给朋友，然后才是家人;先给兄嫂，然后才是妻子;先让侄儿侄女，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儿女。

 

　　心庆5岁那年，三伯父、三伯母从湖北宜昌来苏州看望父亲。回去时，父亲陪着他们到商店买了玩具带回家给他们的孙子。小心庆看到装满一大篮的玩具不是买给自己的，不高兴地撅着一张小嘴。父亲好像猜透了她的心思，把她叫到隔壁小屋说：“你爱你的堂哥吗?”心庆说：“我当然爱。”父亲说：“我也爱我的哥哥，就是你三伯父。爸爸小时候，三伯父总带着我玩，现在三伯父来苏州看我，我当然要给他买点东西，给他最爱的孙子买玩具。爸爸给你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你都5岁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不要小气。 ”心庆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

 

　　甚至在生死关头，张大千还是先人后己，对素昧平生的人倾囊相助。

 

　　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带着三太太和儿子从沦陷的北平辗转来到桂林，并计划从桂林坐飞机返回故乡四川。当时，许多政要富商都打算取道桂林前往重庆，一时间飞机票十分稀缺。几经周折，张大千才托朋友买到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于是决定让太太和孩子先走一步。

 

　　然而就在收拾行李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拉着一个小男孩跪在门前，还没开口说话，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淌。张大千连忙将这一老一少搀扶起来，请他们慢慢细述来这的缘由。

 

　　原来老太太的儿子在重庆一直等着她把孙子送过去。但是老人在桂林一等就是三个月，怎么也买不到机票。一老一小在桂林举目无亲，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听人说张大千买到了两张飞机票，老人就上门央求他把票让给她。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日不离开桂林这个是非之地，就要面对多一天的危险。屋内是自己的爱妻亲儿，门外的是素不相识的人。然而，张大千转身进了屋，二话不说将两张机票赠给了老太太。

 

　　妻子得知后非常不悦，张大千却笑着宽慰道：“我也知道我们很需要机票，可是这位老人比我们更急迫，她人生地疏，还带着孙子，我们都是有父母儿女的人，如果我们的父母儿女也受困于此，我们心里得多着急啊?你应该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这番话使三太太的怨气顿时消了许多。

 

　　“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一生都很尊重人，尤其尊重在他身边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裱画的师傅、为他定做衣服的裁缝，还是家里的雇工。“他常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自己。 ”

 

　　有一年，张大千在香港一家酒店下榻，为自己的画展作准备。酒店特意安排了两位年轻的茶房负责照顾他的起居。因为喜爱张大千的画，两位茶房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他求画。原本觉得张大千是大家，肯定希望渺茫，谁料想张大千听后便一口答应，还大笑道：“你们年轻人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呢! ”说着，就铺开纸墨画了起来。

 

　　就在张大千作画期间，房里陆续聚集了许多客人。其中一位老先生看画看得入迷，还没等画家放下笔，便高喊着无论多少钱，都要买下。

 

　　张大千婉言拒绝说：“这画早已‘有主’了，我答应过要送给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老先生实在想要，就和这画的主人私下商量吧。 ”随即指向两位小茶房。谁知老者见状生气地叫嚣道：“难道我还不如他们么? ”

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张大千这下有些愠怒了，语气顿时严厉了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是我的朋友，平民百姓也是我张大千的朋友。没有这两位小兄弟的悉心照料，我哪有时间专心作画?这画是我特意给他们聊表谢意的。 ”
 

　　“像这样为普通百姓赠画的故事还很多。父亲曾在青城山的山腰上为给他抬滑竿的竿夫画过素描，也给茶餐厅里推点心车的女招待赠过画，还曾为讨一个四川老乡做油条的秘方而用画作交换。 ”在女儿眼中，父亲张大千虽然以画谋生，但他重情谊，从不吝啬，平民百姓只要喜欢他的画，向他开口，他都一视同仁，不取分文。

 

　　父亲是 “世界上最富的穷人”

 

　　“张大千是国画大师，一定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你既然是他的女儿，多的不说，他的画总有两三幅吧? ”不知从何时起，“遗产”成了张心庆无论到哪都回避不了的问题。

 

　　开始张心庆还耐心地对别人解释，现在她手上没有一幅父亲的遗作，就是个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但是大多数人听了都不相信。后来，每当面对这种追问时，张心庆都含笑不语。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心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父亲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张心庆觉得，这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评价。

 

　　张心庆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张大千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但奇怪的是，张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张大千也被朋友们戏称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常常囊中羞涩，负债累累，经常是借了还，还了借。

 

　　张大千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张大千除了供养一大家人，慷慨帮助亲朋好友以外，大部分的钱都用来购买古画。

 

　　“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渐渐地，他成了一名古画收藏家和鉴定家。 ”

 

　　“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在张心庆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将艺术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于张大千研究透了古人的创作技法，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发明了泼墨、泼彩的创作技法，师古不泥，化之为我，才真正地成为了一名博古通今、自成一体的大家。

 

　　据张心庆介绍，1952年张大千离开香港侨居海外，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张大千却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以及一批敦煌卷子、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一位朋友，使这些国宝留在了大陆。当时美国人也出高价要买。张大千说：“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让后人谴责，我虽不能流芳千古，但绝不做遗臭万年的事情。 ”

 

　　1954年，张心庆的母亲又将丈夫在敦煌临摹的279幅壁画全部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获得了远在海外的丈夫的支持，直称妻子做得很对。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他把自己生前留下的许多古画和古籍，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就连他的住所“摩耶精舍”也一并捐赠了。

 

　　“我始终认为爸爸对我们的爱、对家庭的爱只是‘小爱’，他对别人、对国家的爱才是‘大爱’。这‘大爱’里，有父亲宽广的情怀。他不仅仅属于我们，他更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张心庆感叹道。

 

　　以宽广的胸怀爱万物，以宽厚感恩的心待世人，这是最值钱的遗产

 

　　“我的子女很多，在所有孩子中，你最老实、最憨厚，说句不好听的，你最笨、最傻，所以爸爸也最担心你。爸爸又怎么会不爱你? ”这是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的一段话。

 

　　小时候，父亲总是称心庆“莽女”，因为在姊妹中她最憨直，然而张心庆善良直爽的性格又是最像父亲的。

 

　　自从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张心庆和父亲聚少离多。直到1983年父亲在台北去世，这数十年间，心庆和父亲也只见过一次面。就连父亲过世时，她也未能前往见上最后一面。

 

　　在张心庆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国画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不可能常常想着她。但是，张心庆没有想到，父亲在晚年最牵挂的竟然还是她。

 

　　1982年，张心庆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时，休息期间突然有一个人来看望她，说是受台北的大千先生委托。张心庆知道，父亲委托要看望的人很多，但父亲交待来人，其他人可以不去看，但张心庆必须替他找到。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不懂事的傻丫头，但没想到父亲是那样地疼我，牵挂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

 

　　虽然，晚年的张心庆手中没有一幅张大千的真迹，也没有外人想像的那样，借着张大千的遗产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在简朴的生活中，在静心撰写父亲的回忆录中，张心庆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她在《给天堂里爸爸的信》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不喜爱动物飞禽，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可爱的小鸟;不热爱大自然，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美丽的花朵……父亲以宽广的胸怀爱世界上的万物，以一颗宽厚感恩的心对待世界上的人。爸爸，这些才是您留给我的最最值钱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