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刘子建访谈录

 

    刘子建：1992年前几年、1993年至1996年、2002年的前后及眼前，都可以被看成我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阶段。我理解的重要很简单，或是艺术发生重要改变的转折时期，或是产生过重要的作品。
    1992年12月前，我在湖北美术学院，之后我在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南调广东，我喻之为“胜利逃亡”。湖北美院留给我的记忆除了贫病交困，便是在1989年后中国现代艺术步入低谷后内心的痛苦和压抑，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游荡的魂灵》、《逃遁》、《楚魂》等，从题目到内容无不流露出凄惶和无助。
    1993年至1996年对我来说尤其重要，我的个人语言和风格就确立在这个阶段。我是1992年12月最后一天调到广州的，我的人生与艺术随之改变，最明显的感觉是广东宽松的意识和富足，这两点对我来说就很重要。《黑色空间》正是我到广州的第一批作品，符号是球体和它的碎片，采取了拓印和拼贴的手法，黑色的空间，物象呈浮显与流逝的感觉，追求在纯视觉的空间关系中实现富有韵律感的形式构成。
    1997年我从华南师范大学调到了深圳大学，艺术创作随之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对现成品印痕直截了当的应用，强化了画面的物质感。膨胀、挤压、纠缠，这所有的一切隐喻的是一种疯狂消耗资源和快速制造垃圾时代。2002年我的个展在北京展出，给这个阶段划上了句号。
    把这几年看成是一个重要阶段，不仅着眼于创作出了我个人最好的作品，而是在我的意识里，我的艺术面临的每一个转折，都和我动荡的人生有关，是我作品中漂浮不定的意境的根源。
    2002年之后，我创作的基本方向并没有变，目的是想把自己的艺术做得更好一些。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很早就明确的表示过我的目标是对“精英化”的追求。这个目标不允许我过早地把手上的工作停止下来，使它的成就仅仅停止在某一个层面上。我庆幸自己的坚持，否则，人们就看不到我后来画的这些作品了。如果把“表现一种现代科技所指示的、和中国传统人与自然统一的、双重概念下的宇宙空间”作为我艺术企图达成的境界，近年创作的《以刘子建命名的星》和《天象》系列堪称是令人满意的作品。

    《艺术经典》：在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在“实验水墨”领域的创作与尝试的过程里，您是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水墨语言？

    刘子建：经历非常丰富谈不上，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经历而已，普通人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只不过没有变成另外的东西，而我是一个艺术家，我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和心灵的感受转化为作品，这是当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幸福的地方。
    探索的意义就是对未知的好奇，让人想到是摸索或寻找。其实一个人能做什么或能做成什么用不着寻找，它本来就在你的天性中，等着你把它唤醒而已。我从小迷恋星空，迷恋楚汉艺术中流变不居的星云意象。内心深处对浪漫和神秘的向往，决定了我抽象思辩的能力，具体到画面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水墨的自然流变，一方面通过拓印、拼贴等综合性技法制造与水墨随机性对应的限制与阻碍，再是用黑色的空间颠覆了传统中国是计白当黑的习惯。

    《艺术经典》：将在深圳艺术22区举行的“异质的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名家邀请展”，是由您与格沣艺术机构共同策划的，能否介绍下您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

    刘子建：这次展出的《愈来愈亮的金银之光》两张大画，在2002年北京个展时也展出过。作品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是当时我在创作时，当想到我的作品是如何的布满一个空间时，心里特别兴奋，那种感觉可以用“心襟摇荡”来形容。我自认为这个题目取得特别传神。
    另外几张小点的画叫《以刘子建命名的星》，你是不是觉得取这个题目好象很自恋似的。其实人都很自恋，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这样明目张胆罢了。取这个名字是很偶然的，当时刚好电视新闻中正说什么用袁隆平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星，我就想自己的名字也是可以拿来命名的。后来我对人说：星在我的心里，就是高高在上的一种孤独的存在，被黑暗包围着，骄傲地发出自己的光芒。

    《艺术经典》：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内外都非常受关注，作为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的？同时，作为中国“实验水墨”的积极推动者，您又是如何把握当代水墨的艺术市场的？

   刘子建：作为一个当代水墨画家，当然希望当代艺术市场越火爆越好。2006年3月纽约苏富比首次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打的“亚洲当代艺术”专题拍卖，把国际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推至到一个高潮，我的作品参加了那次拍卖。美国亚洲太平洋博物馆把当年花三百美金收藏的我的作品《游魂》拿出来，以2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去了。这笔钱虽然没有进我的口袋里，但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这件作品先是被博物馆收藏，后又参加这场影响深远的专题拍卖，在我看来，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还是可以统一的。
    实验水墨不是西方的艺术，你让西方人给出一个恰当的价位暂时还不太可能，中国市场起步滞后，目前还有待成熟。比如，有批评家指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不成熟和混乱，主要就表现在艺术中史的价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严重的不对等。培养实验水墨的市场只能靠中国自己，我从中国嘉德的朋友贾云涛那里听到的消息是，中国嘉德有信心把这一块做起来。实验水墨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艺术经典》：您在多个场合以及您的著作、文章中都论及了“实验水墨”的有关理论，今天能否为我们谈谈，实验水墨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特殊性以及它的发展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的影响。

    刘子建：中国对西方的开放，缘于中国长期不断的政治运动，当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时，不开放不行。但被动的开放带来的问题是，相当部分人会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在强势文化面前有种自卑。于是，我们便看见，这是所有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都会面临的问题：能不能保护得住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不仅持激进西方观点的人，就连普通的人都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驱使下，中国当代艺术中有没有水墨艺术都无关紧要。他们强调的文化全球化其实是西方化。所以我说，实验水墨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部分，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实验水墨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特殊性其实是被这个特殊语境决定的。
    实验水墨坚持使用中国传统的水墨媒材，通过语言方式的实验，来证明水墨作为一种极富文化内涵和当代表情的媒材在当下的开放性，并坚持认为西方的标准不是自己的标准。围绕实验水墨话题引发的理论交锋和争论，十几年里未曾中断过，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些话题的尖锐性与深刻性往往切中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要害，成为我们反思现代化、西方化、本土化问题时的焦点命题。
    我在很多地方不断重复说，一个用牺牲自己的文化为代价换来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这个道理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过来。由于实验水墨近十年在边缘的坚持与努力，水墨媒材已被证明是向所有人、所有观念开放的。现在各种“以水墨的名义”展开的艺术活动变得十分普遍，艺术家也不再幼稚地以媒材来划分现代、当代。毫不夸张地说，实验水墨以不同于纯西方化的行为方式与语言特征，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缺少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可能出现的偏颇与单调。

    《艺术经典》：中国当代艺术是伴随着艺术批评成长起来的，几乎每一个新锐的艺术家在获得正面评价的同时也会得到极端的反对声。您是如何看待对自己作品的不同评论和态度的？

    刘子建：我有很多批评家朋友，可以说，我的艺术是伴着批评的声音一路走过来的。批评家给我写评论都很当回事的，这说明批评家心里有数得很。所以殷双喜才在《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看完全书的校样，有一种温暖在心头油然而生，我感慨刘子建的幸运，生逢其时，在他20多年的水墨生涯中，其实并不孤单……”
    批评家对我的评价基本上都收在了这本书里，问我如何看待这些评，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其中有些文章我会时不时取来读的，每读一遍，我都感到获益非浅。我特别欣赏有批评直觉的批评家，他们能在你的作品中读出最精彩，最有趣，最有值得打开评价的那些内容，读这样的文字，就是一种享受，它让你一天的心情都好。
    业内人士是笼统的指称，其实人和人是不同的。客观地说，在业内我听到说我作品不错的要多一些，我相信这些评价是真的。因为一个真是画画的人，应该知道什么样的艺术是好的。正象我看到好画好画家也会情不自禁地加以赞美一样。当然，时常也会听到来自业内人的贬损，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动机是什么呢？你不能去追究，因为没有意思。实验水墨画家什么事没见过？什么刻薄的话没听过？所以这些评价我基本上是不听的。

    《艺术经典》：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媒体，我们对您有很高的认知度。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网”、《艺术经典》这两个媒体平台的？作为深圳22艺术区的学术顾问，您对深圳22艺术区的发展前景是如何评估的？

    刘子建：我在创作之外，还做了一些其它的事情，出书、策划活动和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包括策划这次“异质的水墨”画展。有人将我称为实验水墨的辩护人，是因为在很多场合我会情不自禁地为实验水墨争辩，我想你的话中话也是这个意思。
    对于我认为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最现代化的都市，应该在现代文化的建树上有相应的地位。“中国当代艺术网”、《艺术经典》把自己定位为全国乃至国际的当代艺术传媒，这就对了，这对提升深圳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地位是有帮助的。再说，深圳目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很好，需要有这样的传媒平台来支持。
    之所以我会答应成为深圳22艺术区的学术顾问，是这个机构决策人的远见、抱负和魄力让我对它的前景相当感兴趣。我看好这里，是因为它执意要在中国高端文化产业搭建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其他区域或先前模式的动作机制与构架。比如有关艺术银行、免费杂志、美术馆、学术主持人制度以及对艺术产业园区的规划等等，听起来都有点像神话。话说回来，深圳做事，就该做出自己的不同和特点出来。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格沣对中国实验水墨表现出的热情，并决意要把这个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做大，把深圳打造成它的一个基地，甚至想到建立中国当代水墨艺术馆，这对我太有诱惑力了。实验水墨是中国人的事情，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做好。

    《艺术经典》：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能否知道您接下来还将有什么规划呢？

    刘子建：我在两年前相继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史论》，一本是由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在出书的过程中，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余生如何度过？我在书中的后记里写道：“人的一生犹如在演戏，人到中年就意味着戏已演完了一半，下半场正等着开始。”做这件事是对自己过去的清理与了结，以后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画画上。如今看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我还想借重格沣艺术机构的平台，把中国实验水墨在南方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