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济海书法的精神高度

——兼议对书法艺术的一些误解 王俭廷 书法之为国粹，几乎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因子。虽然它只以线条为简单的语言符号，但书法线条的运行节奏和流变之妙，却与整个宇宙天体的信息频道相通共振。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之所以欣赏著名军旅书法家张济海的书法，是因为它虽未能通过书法来参透演绎整个宇宙运行秩序，但至少他的书法所呈现出来的，既有承之于传统文化的非凡书写功力，更有超然物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如若不是这样,我们将看不懂他那清心寡欲的道家境界，看不见他那乐善好施的佛家心肠，看不明白他那“依于仁，游于艺”的儒家风范，当然也看不清他在数十年上下求索的艰辛奋进之中赋予书法形态的节奏、旋律、观照与性灵。 他不求完整，却是杰出的； 他不求成熟，却是丰厚的。 他是书法之“海”，浩浩乎其远矣； 他是书法之“山”，巍巍乎其雄哉！ 近年来,当理论界种种奇谈怪论和有悖书法本体的怪现象如阴霾一样弥漫书坛的时候，我想借此赏评张济海书法之机缘，顺便澄清一些观念是非。或有偏激之辞，愿与同道共勉之。 一、传统不是藩篱，而是支点 几乎没有一位书法家承认自己是不宗法传统的，故所谓传统派与创新派之争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何谓传统？是秦篆 、汉隶？是晋行、唐楷？前人之于传统曾有过诸多精彩的论述，如晚清的周星莲《临池管见》云：“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人皆知之。吾谓晋书如仙，唐书如圣，宋书如豪杰。学书者分门别户，落笔时方有宗旨。”周星莲以人喻书，这是对传统书法的精当简捷的概括。他告诉我们，学习书法应该分别门径，即流派之别，或有风采韵致，或有神姿仙态，或有圣贤之德，或有豪杰之志；同时，千万不可忽视的是，书法家的思想、情感和意图。 当代书坛许多朋友的失误恰恰在于，只从书本上浅识流派，盲目临摹，却罔知古人创作思维和艺术理念，且临摹也是浅尝则止，急于“突破”、“创新”。他们误解了与周星莲同时代的朱和羹告戒人们的“作书要发挥自己性灵，切莫寄人篱下。”于是乎，早被古人贬斥的“墨猪”、“断柴”来也，“丑书”、“怪书”来也，刻意求拙的所谓“儿童体”来也；更有甚者，“小饭店菜谱体”来也，路边“美容美发厅体”亦来也。 未上大道，先迷失于小路。 千奇百怪，皆入魔道。 张济海无疑是清醒的。在许多人以谈技法为耻的时候，他宁可后退一步，宁可先入“藩篱”再求跨跃，因为他认为，传统不是“藩篱”而是“支点”，欲找到这个“支点”，必须真正地深入传统，汲取技法的精髓，并真正理解老子所讲的“进乎技矣” 的“道”。 张济海数十年来临池不辍，“磨穿铁砚”，“秃笔成冢”。每临碑帖，对古人作字的顺逆、起伏、轻重、聚散、浓淡、疾徐、刚柔、燥润、回转、承接等等，总要悉心体会，常临常新，一步步理解了古人的结体之功和用笔之妙，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书法中的筋骨、血肉与精神气质。比如，他对魏碑汉隶的古拙浑厚，对两晋二王行书的妍美内敛，以及对怀素、张旭狂草的雄奇秀逸等等，都在临习中有较深入的理解，故他那种隶楷行草兼融的书法有着丰富多变的内美特质，在字里行间走动着许多古人，又全是自己的风貌，他理解了线条所具有的独立美学价值，真正捕捉到了自己的“书法感”。那就是：奔放而含蕴、古拙而飘逸、沉重而雅润。这是不容易的。我认为，只有严守法度而又不滞于物，才能使自由而优美的心灵渲泄出一片生机和灵光，最后才能达到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有人不屑地认为，“技巧是小道”。不错，殊不知这是与学养、天赋、悟性相对而言，古往今来没有一位成功的书法家是敢于藐视技巧的。所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不以“目视”，只凭“神遇”，天知道他曾经观察、解剖、研究过多少真牛，他的“游刃有余”中凝结着多少技巧与法度！“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钟丞相入抱犊山十年，木石尽墨。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巙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唐太宗皇帝简板马上字，夜半起把烛学《兰亭序》。大字须藏间架，古人以帚濡水，学书于砌，或书于几，几石皆陷。”（解缙《春雨杂述》）。据我所知，张济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至少日临五百字，或日临一贴，他是在“有法”与“无法”的双向探求中艰难行进，犹如登高历险之曲折迂回，犹如苍鹰搏兔之盘旋俯冲。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临摹之功，才成就了他一朝挥洒时的放笔直取，神在意存，纵意所如，光彩夺目，诚如孔子所云“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书法不是抄录，而是创作 书写是单一的，只要将每一个字写好即可。 书法是综合的，除了每个字的结体之美，还要考虑章法布局上的总体气势，形成一个和谐的艺术氛围。 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许多书法家深谙此理，并在长期的磨砺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甚至以“XX体”名世，为人称道。一位书法家一生能抵达如此境界，真个是不负此生矣。 其实，任何一位成功者，既是后人的楷模，又是后人的镣铐。于是，心慕手追，惟恐不似者有之；比猫画虎，反而类犬者有之；悟其精髓，化为自己血肉，别开生面者亦有之，正如王僧虔说云：“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如前所述，张济海当属第三种情况。 然而，他和其他一些成功者的区别在于：许多书法家以自己业已形成了的习惯了的字体抄录所有的文字内容，张济海则是以书写内容来适当改变书法风格，力争使每一次“书法实践”都进入“创作状态”。 这种“求变”思维又一次提升了他书法的精神高度。 “不变”与“变”，有着天壤之别。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云：“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意即天地江河犹顺应宇宙之大变,与之相比,书法之变尚在其小；如始终不变,就悖离宇宙之大道了。书法本是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艺术活动；如果总以一幅面孔出现,如何能演奏出书法艺术的交响乐章？正如我们不能用一种曲谱演唱所有歌词一样,焉能以一种风格来书写所有的内容？比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与“春江花月夜”，其思想情感有很大区别,用一种书风来表现恐怕与诗的本意相去甚远矣。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张济海曾经宣称：“我的书法风格,永远不会真正的定型,变,就是我的风格。因义生情,由情赋形,要根据内容需要来决定字体风格。” 这不是区别于他人的“变”,而是区别于自己的 “变”,自己与自己搏斗,自己要超越自己,其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张济海写“虎”字,或体现出以静制动，不怒而威的大将风度，或体现出威猛雄壮,笑傲山林的王者之象；写“龙”字,或体现出蓄势待发的“潜龙于渊” 之象,或体现腾云驾雾的飞腾之象；写“禅”字,或浓墨写神,如月照乾坤,或淡墨取韵,清幽如水；或体现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大度；写“佛”字,则不染杂滓，浑化归一, 大肚（度）能容；他写“运筹帷幄”,线条回环婉曲、干净利索、斩钉截铁，体现出策划于密室、含而不露、胸有成竹的将略兵机；他写“上兵伐谋”,绞锋浓墨、线条老辣遒劲，使用兵谋略的诡诈之意象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创作出“厚德载物”四个字，他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一是反复研读易经，理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深邃思想内涵；二是在临习《石门颂》、《祀三公山碑》、《张迁碑》、“二王”行书、颜柳楷书、以及王铎、傅山等草书的过程中，吸纳浑厚博大、萧疏苍茫的艺术气息；三是从佛经的“众善奉行”、《论语》的“知崇礼卑”等教诲中顿悟祥和圆融的哲学情感。四字三年得，一挥惊世俗。他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以3.2万元的高价定棰，受到广泛赞誉。同时，中华爱国英才报效祖国活动组织委员会经审定来函通知，他书写的这四个字“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遒劲有力、光彩照人……且为代表我国书法艺术的经典作品，拟将永久性地镌刻于北京居庸关长城的中国爱国功德榜。” 由“书写”而“书法”，由“书法”而“创作”，这是张济海的“三级跳”。正因为如此，自2006年以来，他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多次拍卖活动中，赢得了市场，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明星。 三、竞争不惟盈利，而是服务 书法走入市场，赚钱赢利，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书法家的价值。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 其一，是引领市场，还是迎合市场。 前者必然是以深厚的功力和鲜明的个性风貌勇敢地与他人区别开来，亮出自己的品牌；后者必然是以牺牲自我为惨重代价，从而取悦庸众，牟取小利。 其二，是不润不墨，还是服务社会。 书法家将一生的心血倾注于书法，理当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何况书法也是商品，无端掠取是不公道的。但有些书法家是“不见银子不动笔”，片面地高估了自身价值，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功能曲解贬值为“为人民币服务”，走向另一个极端。 张济海的态度是：书法要服务社会，书法家要力争呈现出最美好的艺术品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繁荣，来净化美化人的心灵，来升华人的理想、情操和精神境界。 于是，凡是扶贫济困、救孤助残或资助贫寒学子等书画义卖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并尽量奉献最新最好的作品；凡有因办事之急需又确系特殊困难的人索字，他都无私奉献。仅2006年以来，他就为风景名胜区、寺庙、聋哑学校、医院等二十多家无偿书写上百幅作品，奉献爱心。其中江西南昌市昌东寺住持云生法师来函：“施主所作书法艺术珍品赐赠于佛界各大寺院，深入人心，深深地鼓舞着每一个从事佛教事业的人和信徒；施主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施主的书法艺术堪称祖国一绝，与佛教建筑的巧妙结合更是有口皆碑……” 用一句佛家语说，张济海积德行善，必将书艺大振。 其实，早在十五年以前，张济海就曾题写“新石家庄”香烟和诸多宾馆、酒楼、茶肆的匾额、楹联。他认为企业创办之初，百废待兴，资金紧张，故而分文不取，表现出一位书法家的高风亮节。 但是，书法作品既然走向了市场，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行事，不然，是对收藏者的不负责任。对此，张济海无疑也是清醒的。一个书画商欲以一千元购他一幅与以数万元拍卖出的相同的作品，他婉言拒绝。对方不理解地问：赚点是点，为何不卖？他说：如果今天一千元买给你，明天我再写一幅一百元买给别人，你会有什么感觉？去年，他的作品连续高价拍卖成交之后，一位商家欲以重金以百幅相求，张济海的答复是，三、五幅尚可，百幅难为，因为每一次书写都是自己“德、识、技”的全程展示，都是审美生命的尽情渲泄，“少则得，多则失”矣。 四、社会地位，不等于品位 这涉及到一个书法价值品评的标准问题。可以说，也是每一位书法家无法回避的一道门槛。 俗语云：“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看什么“热闹”呢？许多人只看书法家的社会地位、职务和身份，以此为标准，高价购买，或用以收藏，或用以送礼。不能否认，有不少地位身份高，艺术作品也高的书法家。但在社会上，确有一些位高名气大而境界低下、用心浮躁而靠媒体炒作的欺世盗名者；不入书流、竟然自挂“王牌”、自称“天下第一”者。毋庸讳言，这在中国书画界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混乱现象。 古人早就明确告诫世人：“字无所谓山林、台阁也，古来书家，类多置身廊庙之上，若终身隐沦者，恐亦不少。而其书之传与不传，或传之远与近，虽各因名位为显晦，而诸之所至，不可磨灭。”（清•周星莲《临池管见》） 张济海始终恪守一位书法家的传统美德，不张扬，不显示，只是默默耕耘，勇攀高峰，除了大校军衔之外，他不是书协领导，他是教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国家认定的一级书法师，是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杰出人民艺术家”，是中国收藏家协会艺术委员会授予的“当代中国书画收藏市场最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家”。 行文至此，我想借黑格尔一句话向那些地位高且名声显赫的书法家进一言，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越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在内外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黑格尔《美学》一卷) （作者为著名诗人、画家、艺术评论家） 2007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