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杨涟 家书册 册页（九开）

图录号：

659

年代：

艺术家：

杨涟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27.9×22.6cm×9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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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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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237576
USD：31360 GBP：0 EUR：0

拍卖公司：

北京诚轩

拍卖会名称：

北京诚轩2007年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中国书画（一） 总成交额：4761.344万元 成交率：94%

拍卖时间：

2007年11月6日

备注：

声 明：

拍品含明代忠烈杨涟的两通家书，其一书于1620年旧句八月十日，写给其妻孟兰；另一书于1623年冬季，写给其长子杨之易，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亦躺进行深入研究后，撰写专文，详论这两通家书的重要性和时代背景、书写时间等细节，请参阅下文。
杨涟是有明270余年历史中，与方孝孺、杨继盛、史可法等人齐名的忠臣烈士。史料中记载，当他被阉党逮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焚香建醮，祈佑生还”，他在锦衣卫大牢，被酷刑拷讯，体无完肤，而毙死于狱中。所以自明末以迄清代、民国，收藏家均以获得其手迹为至宝，清代著名收藏家族顾氏过云楼，取杨涟等人书札刻石，以求拓片流传，激励人心。此册经清同治年间沈树镛、民国时期旅日华人林朗庵、近代丁氏念圣楼等著名藏家递藏，授受源流，端绪井然，至可宝重。
谈两通杨涟家书的文献价值
王亦躺
家书是我国古代书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古代通讯不便，家人在外，即使以书信的形式汇报平安亦非易事，特别是“烽火连三月”的时期，更有“家书抵万金”之叹。在我国目前保存的明清以来尺牍中，家书占了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见古人对家书的重视。除了报平安，长辈写给晚辈的家书往往还是家教的一种形式。长辈谋事在外，只得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虽无过庭之训，其道德文章亦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因此历代对先贤家书的收集、整理和刊行都很重视，历史名人家书对他人及后世具有借鉴意义和史料价值，意义尤其重大，这两通杨涟的家书即属此类文献。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句三十五年（1607）进士，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东林党人。据《明史·杨涟传》记载，他是万句、泰昌、天启三朝重要的政治人物，忠耿赤诚、直言敢谏，在万句末年确保太子朱常洛即位和泰昌朝“红丸”、“移宫”两大案中，杨涟无不与奸邪冒死相争，巩固政权，所以明熹宗即位时，他以小臣受顾命，帝称其忠。在天启朝宦官魏忠贤专宠，“阉党”横行的政治环境下，天启四年（1624），杨涟所上著名的《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使权奸震恐，由此招致杀身之祸，东林党人也受到阉党残酷镇压。但是，杨涟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一个忧国嫉邪者勇敢与无畏的精神，深为后世正直之士所景仰。
崇祯皇帝即位后，杨涟之怨得以昭雪，并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谥“忠烈”。后人整理其文稿，汇编为《杨忠烈公文集》。杨涟的书信墨迹也成了明末清初文人争相收藏的对象，如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五忠手札卷》，即收录了杨涟等五位东林党人的墨迹。但是由于阉党迫害，杨涟的文稿手迹存世很少，即便保存下来，也多有残损，后人收集整理其文集颇为不易；加之杨涟的文辞中有对满人后金政权不敬之语，故其文集在清代又被列为四库禁毁之书，致使其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多个版本，而且其编排顺序、内容多寡各钵，名称、卷数亦不相同。概括而言，可分为三个系统：
1．《杨忠烈公文集》六卷，清顺治十七年李赞元刻本，简称“顺治本”
2．《杨忠烈公文集》十卷，附《表忠录》、《补遗》、《年谱》各一卷，清道光十三年世美堂刻本，简称“道光本”
3．《杨大洪先生文集》二卷，清同治、光绪年间福州正谊书院刻本，民国时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之中，简称“丛书本”
这些不同版本的文集所收录杨涟的文章、书信都有遗漏，此次所见杨涟尺牍册便是一例。
杨涟此册是其亲笔所写的两通家书，其中一通写给妻子孟兰，首尾完整，但没有收入后人为他整理的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集中；另一通则是写给其长子杨之易，有残缺，校以文集，则顺治本未收，丛书本仅收录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只有道光本收录较完整，可与此信互补各自之缺，并订正文集之讹。兹将两通家书的考证略述如下。
第一通信共四页，信前署“字寄孟兰孺人”。信中言及“前面皇帝崩逝，新皇帝登极，百事烦重，我署礼科的事”等内容，据杨涟在《两朝登极始末揭》中所言，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一，朱常洛刚登极时，他为兵科给事中；八月初四光宗病重之后，郑贵妃与李选侍邀封太后，杨涟与方从哲等人反对时，其职务是“署礼科印务”，而杨涟在信结尾处所署时间为“八月又十日”，与其揭文中记载的时间、职务均相符合。因此，信的书写年代为公元1620年。信中所言多是教子明理、勤俭持家、谨慎作人之语，在信的结尾处他还强调“千言万语只是谨慎，家人不许生事坏事”，可见杨涟对家人管教之严，处处体现其为官清廉、正直的品格。
第二通信共五页，信的前面和中间都有残缺，此信内容收入杨涟文集中，可补原件所缺内容。信中言及“今当事苦苦以佥院推我”，据明史本传记载，天启三年（1623）冬，杨涟拜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由此可以推定，此信书于公元1623年冬季，这也与信中所言“手足如冰，半晌无暖气”的季节相符。将此信与文集对比，可知此信在“空门面大”之前，还有119字，即本册后面吴廷康跋所录“字与易儿”至“括金版”这段文字。吴氏跋文后半段文字，是补充原信中“以佥院推我”至“两尺头”中间所缺的204字。同时，文集中此信内容亦有缺失，如收录最全的道光本缺“不知华、杨二子上学否”至“不得嗔怪”、“京中无人照应”至“未便写书与宗师也”、“凡亲友都为致意”至结束这三段文字；丛书本缺“无谓贺年伯迂也”以后全部文字；顺治本则全文失载；此外，个别字句亦有出入。将杨涟的家书墨迹与文集内容互参，使我们今天可以得见这通家书的全貌。此信内容亦是教子作人、为学之道，言辞剀切，从中可以看出，杨涟对其长子是寄予厚望的。
这件书札册的发现，不仅可以为传世稀少的杨涟墨迹增加新的实物资料，更对我们今天补充和纠正杨涟文集中的讹漏，提供了新的证据，因此其文献价值更为重要。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研究员）